社会学者的职责

2020年6月19日21:25:15社会学者的职责已关闭评论

“社会”一词,我们几乎每天相遇,身在其中,习以为常,但其涵义却很少去想。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社会”却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概念,也是主要研究对象。当社会学家提及“社会”时,其所指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且首先落实于“公民社会”。虽然现代社会学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概念,但“公民社会”优先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沈原,2007,327)。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也指出, “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类似脐带般的联系,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社会学只研究公民社会。远远不只如此。它是从公民社会的立场上研究国家和经济”(布洛维,2007,48)。

“公民社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新的社会概念。传统中国有社群,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或共同信仰等的共同体,但是缺少现代意义的社会形式——以公共领域为基础产生的、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共同体。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文化界也有过一波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热潮,这一方面是因为重要的学术传统及其理论发展促使中国研究者开始思考,是否也存在一个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如果存在,其特征和机制是什么,其困境局限又是什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社会转型过程已然将社会对社会学的需求提上日程,而社会学自身从50年代初被取消之后也在改革开放时代得以恢复重建并发展壮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曾经蓬勃发展的各类社会组织,今天再次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公民社会的存在都成了问题。我们再度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在社会空间被急剧压缩的情境下,社会学者当何去何为?

社会学者的职责

一、社会学与社会共命运——以清华社会学系当代史为例

纵观中国社会学的历程,不难理解其与社会有着共同的命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可作为一典型案例,亦是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学术的缩影。

清华社会学系建立于1926年。在1949年之前,可谓阵容整齐、师资强大。拥有潘光旦、陈达、吴泽霖、苏汝江、费孝通、吴景超等著名教授。当时的一篇题为《院系漫谈》的文章把社会学系比喻为“通才制造所”,从教授阵容来讲“社会学系要算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系”(1948年《清华年刊》)。此一时期全国有22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10 所是教会学校,美国教会所办的占了8所。

1949年6月,曾经做过潘光旦的学生、时任清华社会学系教授的费孝通,写下一篇文章《当前大学种种问题》,提出“大学的改造”问题:“当前各大学需要改造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基本的原因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已迈入一个新的建设阶段;在这阶段中,大学担负起来了新的任务,为了完成这新任务,原有大学制度和教学内容暴露了它的弱点,必须加以改造了。”

1949年8月18日,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向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呈递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写道:“社会学系下学年学程几经系中师生商讨,历时四月,获有成效,兹送上一份,请准备案试行……”。收到报告后,叶企孙将其转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9月27日,华北高教会对潘光旦的报告做出了批复,其中对必修课的批示有如下一些:“社会学原理”可归并在“各派社会学说批判”中讲;“(根据历史唯物论)西洋社会学说派别”可改为“各派社会学说批判”;“社会制度”取消;“土地制度”可改为“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等。

1950年3月7日,费孝通写了《社会学系怎样改造》一文。

显而易见,上述“改造”的建议表现了主动调整、适应新社会的积极态度,以期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能够在新政权下继续存在。

同年8月,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以《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为根据,为社会学系的任务明确定位,即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

在以取缔教会学校为主的第一波清扫后,清华社会学系“幸运地”得以留存。但终未逃脱覆没的结果。1952年6月,中央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后,全国的社会学系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就是这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大陆上的社会学可谓全军覆没。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被取消的理由来自苏联专家。1950年6月,苏联顾问、教育专家阿尔辛杰夫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公开声称:“什么叫做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一种科学。它如果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一个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或者是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

为费孝通做过十多年助手的张冠生记载,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传》)

1957年,虽有短暂的重提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呼声和恢复社会学的努力,但旋即被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止。而恢复社会学的举动被上纲为“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共意识形态负责人康生痛斥到:“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为帝国主义培养走狗”;“中国社会学教授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特别是清华这一伙,他们留英留美,回国后作调查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从这样的话语中不难体味到意识形态的狠戾之气。

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潘光旦被划为“右派分子”,罪名之一就是“破坏民族关系”,被取消全国政协委员,免除民族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二级教授降为三级。从1958年开始,再无讲授与研究的机会;费孝通、吴文藻等教授悉数成为右派分子。(许多年后,在清华九十年校庆时,返校的社会学系老校友谈及此事,仍不免不解和唏嘘,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老师竟都是右派,无一幸免)

 文革开始时,67岁的潘光旦被红卫兵批斗摧残, 无医无药,于1967年6月10日晚死于费孝通怀中。他用4S(Submit, Sustain, Survive, Succumb)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张冠生,2019)

改革开放的1979年初春,胡乔木约见费孝通,请他主持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工作。同年3月,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四所院校建立社会学系。[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则是在20年后的2000年重建,距离被取缔的1952年相隔已经48年。

一个系的存亡,一个专业的存废,一部当代学术史,与一个社会的兴衰息息相关,命运与共。

二、任何国家都需社会空间的存续

社会学的本质意义扎根于社会,对此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传统,重温经典。古典社会学大家涂尔干所关注的主要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存基础上的、“有机团结”的、整合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社会理论着眼于社会如何凝聚,其内部如何整合,以及维系社会成员的集体良知或宗教信仰纽带。(涂尔干,2000) 韦伯则着重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条件——经济/社会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他对于“合法性”(legitimacy)基础、科层制、人们行为的意义如理性、利益、情感、心理等如何成为社会秩序基础,都有多层次的讨论和强调。(韦伯,2010) 而作为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马克思其实并不关注社会,他的思想理论聚焦于阶级。虽然他认为 “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1867]1975,95)[2],但这一抽象的社会界定在其研究中集中体现于阶级关系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期上。

真正将社会概念与马克思理论联系起来的是西马代表人物葛兰西和波兰尼,他们“都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后者是一个与经济、国家相离又相关的空间。他们都发现了社会”这一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布洛维,2007,216,198;葛兰西,2000;波兰尼,2007;)

麦克.布洛维从不讳言自己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强调性地概括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条原则性分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资本主义会自蹈灭亡,而是强调社会的建构协调了国家和经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自发扩张,而是强调阶级有霸权体系,各阶级利益通过妥协和联合相协调;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不认为社会主义的条件会自动成熟,而是看到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布洛维,2007,272)。

在此基础上,布洛维概括了社会的构成:带有集体自我调节手段的社团;借集体意志形态而得到表达的运动;以及彼此承认和沟通的公共性(布洛维,2007,58)。若如布洛维所言,美国社会学对抗第三波市场化的任务是发掘并培养公众,使之成为组织起来对社会进行自卫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论:中国社会学的重大使命则应该是培育或生产自组织的社会,争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实在,构成市场-国家-社会的鼎足之势,促进社会组织、公民运动、信息沟通和公共性的形成,进而达至布洛维所期冀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 Society)。这一切都有赖于公民、公民权、公民意识的形成。正如沈原所强调的,社会生产的关键所在是公民权和公民社会(沈原,2007)。构建社会须从培养公民开始,需要制度、文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互构。

上述研究引入一个重要的议题,即社会学如何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型过程及相关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延续和力量来自于社会;而苏东社会主义的瓦解亦缘于没有给社会以空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国家反对市场并取代了社会,那么改革开放曾经有限地释放社会空间之后却是权力利用市场同时挤压或占领社会存在的空间。面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与转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社会在哪里?我们不是一个被称之为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吗?社会主义为何无社会?与法律层面的有宪法法律却无法治类似,在社会层面就是有组织,却无社会;有被组织,却无自组织;有他治,却无自治。

在传统中国的皇权专制时代,民众被形容为“一盘散沙”:处于贫、弱、私、愚状态;但实际上传统时代也是有社会的,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共同体(Community 多译成“社区”,用来指称有一个物理空间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宗族,商会,行会,帮会,宗教团体等。尤其是村落社区的有限自治,虽然不无弊端和不公,但大体能维持运行。可以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大多是一些缺少公共性的共同体(community),即费孝通先生概括为“差序格局”的人伦、人际关系。他用一石入水形成的“波纹”形象地比喻这种社会差序结构——“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如此“差序格局”遵循的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费孝通,1985,21-35)。我们不难理解,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这样的共同体也会承担一些公务或公益,但它们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而只是基于先赋性的人际关系网或者“圈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入社会主义,但社会并未因此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革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瓦解乃至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包括其组织和观念。这一革命过程使得传统的宗族、宗教、行业、帮会等组织完全被城市中的单位和乡村中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类体制组织所取代,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依然付诸阙如。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发端,经济自由的释放带来社会空间的扩展;曾几何时,各类社会组织、慈善机构、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虽不免鱼龙混杂,但仍呈现出勃勃生机。但是好景不长,尚未成熟的雨后春笋变成昙花一现。社会建设被化约为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被视为“别有用心”而加以防范,以免其“繁殖起来”,公民社会被作为“西方陷阱”[3];进而公民社会变成了敏感词。

直到今天,在关于社会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上仍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在一些人头脑中,社会似乎总是站在国家或体制对立面的敌人。“社会”这个本是团结、稳定、和谐的最重要的组织和机制却被视同异端,成为与其特质相悖的负面因素,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

不同国度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公民社会”的经验教训——进入“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垂死”,反而相当地长寿,其原因恰是公民社会协调了资本与劳工的权益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使其能够相对均衡地发展;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脆弱和解体,也恰恰由于缺少了公民社会,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已有前车之鉴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不能藉此而避免重蹈覆辙呢?凡举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困境、诸多弊病几乎都与社会的缺失及市场-社会-权力关系的失衡有关,无论什么体制对“社会”的需求已经成为迫切的议程。而中国社会的现实却是权力挤压、吞噬下的社会空间极为狭小甚至社会无从生成。而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生长,就没有良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也不会有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其实,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明确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一次对政府垄断一切的战略性纠错,可惜现在这种改革思想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

三、坚守社会学,建设和保卫社会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历程已经表明二者之间的共同命运。社会相对繁荣之时,社会学就蓬勃发展;社会失去生机时,社会学就萎缩猥琐。当下中国社会学在进入其成熟期时再次遭遇巨大挑战,在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实践者和研究者,我们切不可每天做着科学的、专业的、精确的社会学,却忘记了这门学科的根本所在——社会。社会学与社会既是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生产和保卫社会的责任与使命,就理所当然地落在社会学者肩上,这是负重也是光荣,我们要尽其所能来担当。

在学术遭遇意识形态压力时,有人选择退缩,有人选择迂回,有人应声唱和,更有人逢迎而上,甘为御用。退缩迂回者往往避开社会的现实、紧迫和重大问题,转向边缘性的传统文化、历史研究。这种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真正的历史社会学决然绕不开当下要命而有趣的问题。以史为鉴,厘清重大现实问题的脉络和肌理,看到趋势和出路,应是历史和传统研究的动力所在。

跟风和逢迎的学术更令人不齿。一些纯学术刊物纷纷开辟“学习讲话精神专题”,“学习会议精神专栏”,各学科带头人从“专业”角度论证和称赞与学术毫无关系的“思想”和“理论”。近期刚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民,即可作为这类唯上马首是瞻、跟风求荣的典型个案:他的成名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领者——论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称已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XXX风格和XXX力量”。

将学术变成御用工具,放弃(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研究的独立性,依附权势,是自毁心智和自甘堕落的做法。有所谓学者全然不顾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且有被确认的核心价值观,将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作为批判靶向,大张伐挞。也有学者努力将上峰“理论”落到实地,例如,奋力论证“党建也是生产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机制与效果”,“党支部建在私企有助于提升效率”,全然不顾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原本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时常有人指责社会学研究不是“正能量”,总是盯着社会的黑暗面,总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光明和成就。其实他们有所不知,发现英雄壮举,表扬好人好事,赞美领导有方,歌颂人民优良,早已有大量的专门部门承担,就此他们不仅尽职,而且常常过度甚至走偏。而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其职其责却不在于此。成绩固然应该肯定,但社会学非为此而生。就学科而言,对社会不满,是社会学者的职责——贴近社会基层,发现社会弊病,看到结构困境,寻找根本原因,探索解决思路,才是社会学的本职本份。

社会之于权力,犹如江湖之于庙堂,民间之于朝廷,虽强弱对比悬殊,但总有各自的区位和有限的制衡。而世界进入现代以来,凡举正常国家,权力、市场、社会之三足鼎立、相互配合与相互制衡遂成为常态。具体而言,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政治,自治公民社会,三足鼎立,共存共治,是为任何正常国家和地区所不可缺少。反观那些遭受战乱、暴力、贫困的国度,多是三者关系失衡的所在,不受制约的强权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必使整个社会犹如丛林,充满戾气,暴力横行,灾难遍地;而缺少公民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讨论和公民参与,也必然不会有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在恶化的社会生态中,盛行敌对思维。在统治者眼中,批评者是敌人,沉默者是敌人,不唱颂歌者是敌人,不拼命赞颂者也是敌人;而普通民众也会因失去系统信任而视统治者为敌人,最终所有人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

作为社会管理者,要给社会留一点空间,给学术留一点脸面,其实也是给自己留条活路。作为教师、学者、教育管理者,首先要分清教育与宣传的本质不同,要知晓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基本区别。教育和学术,是社会公器,不是一党之私。学术、学科若丧失了独立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命脉所在,持守这种精神,我们才能立足现实,反思历史,追寻真理,开创未来。

2020年2月18日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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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目录

费孝通,大学的改造,《费孝通文集》第六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潘光旦:救救社会学,《看历史》2012年6月刊。(https://www.docin.com/p-1612855570.html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路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 社会的生产,《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杨心恒:说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余世存:托命者——读《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朱学勤,《费孝通访谈》,《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

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1]引自薛立若,潘光旦:救救社会学,《看历史》20126月刊http://www.aisixiang.com/data/81632.html#

[2]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3]已被判刑的前政法委副秘书长、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语(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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