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义和团看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制度

2020年4月29日22:46:05秦晖:从义和团看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制度已关闭评论

义和团杀的最多的是中国人

过去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反洋教”斗争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另有主因。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秦晖:从义和团看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制度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干涉清朝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使馆与教堂,还是阻击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大约就是两百来人。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而按其他史料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数十万,但八国联军进京时他们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也没见因来不及逃走而大量遇难的案例。都说清廷卖国,可在这场灾难中,官兵为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却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遁去不知所终,或事后被搜捕杀害,或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那些大师兄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就说西什库教堂,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两个多月竟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也是真的。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冲不过去?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官军与神团混乱互杀,罪魁是慈禧

纵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山西巡抚毓贤,亲手杀害传教士及其家人数百人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也是“理性”得不得了。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我们的帝制本质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双方都干过。因此即便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洋兵;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

这也不很公平。直接滥杀教民的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几乎没有一个。但反过来,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排斥现代文明和孔孟的“反西化”,终成文化灾难

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联系到后来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被当作两大高潮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宪政法治与孔孟传统道德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庚子国难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无论革命或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和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没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辛亥时代和新文化时代对义和团的批判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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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来源: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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