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大地震与耶稣会的覆亡

2020年4月25日10:16:43里斯本大地震与耶稣会的覆亡已关闭评论

在西方史学界,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与欧洲启蒙运动一向并称十八世纪欧洲史上最为重大的两个历史事件。放眼欧洲范围,启蒙哲人利用里斯本大地震这一事件倡导科学和理性,向宗教和迷信开战,使得启蒙运动在欧洲各国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文人共和国”内部,由大地震引发的争论则标志着启蒙运动中弥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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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后期,西方文明的中心开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而葡萄牙地处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首都里斯本港更是各国船只进出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按照葡萄牙历史学家的观点,中世纪后期的地中海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抗衡的分界线,而葡萄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也为它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向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力保证。时至十八世纪,尽管海外殖民的势头有所减缓,葡萄牙在欧洲仍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大地震来临。

地震固然是天灾,但并非无迹可寻。早在地震前近半个世纪,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他的哲学名著《神义论》(1710)中便做出预言:“一个卡利古拉(Caligula),或一个尼禄(Nero),祸害比地震大得多。”——他暗讽的是葡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绝对专制且统治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王若奥五世(1689—1750)。而在地震前一年,即1754年8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游览之后把里斯本称为“世界上最为肮脏的城市”——尽管后者当时是仅次于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欧洲第四大城市,人口多达三十万,并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自1699年首批黄金500公斤由巴西殖民地运至里斯本,直至十八世纪中期,累计总数高达约3000吨,使得葡萄牙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当地王公贵族以及教士阶层的骄奢淫逸给这位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肮脏”一词绝不单指里斯本的街道而言。然而如此巨量的财富并未能造福于民,恰恰相反,该国与英法诸国国力的差距也同样令人震惊——用当时著名外交官若泽·布罗哈多的话说,“在葡萄牙,没有科学,没有政治,没有经济,没有教育……只有神父和贵族。”社会矛盾由此也日益激化。

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于1755年11月1日,震中位于里斯本以西约100千米的大西洋洋底,地震有感半径达200千米,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三十米,死亡人数高达约六至十万人。此次地震为欧洲史上最大地震,也是人类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令人困惑的是,地震(以及随后蔓延的火灾)使得全城四十座教堂、两百余所大小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毁于一旦,但城中的妓院和皇家造币厂(当时储有金币两百万枚)却完好无损,这一现象使得素以“虔诚”著称的耶稣会教士和神学家抓狂不已——正如日后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中所言:甚至“对《圣经》和教义了如指掌的长老们在如何看待里斯本大地震上也无法达成共识。”

新教神学家约翰·格奥尔格·齐默曼(John George Zimmerman)认为天主教的圣人崇拜方式以及“异端”审判是地震发生的根本原因:地震发生的日子恰逢天主教的万圣节,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而宗教裁判所在地震中率先被震塌则是“人神共愤”的必然结果。至于妓院——这位神学家的解释是,“上帝最痛恨伪道士。妓女至少没撒谎。”对此,天主教人士自然不敢苟同。1756年秋,葡萄牙最有影响的耶稣会会士加布里埃尔·马拉格里达(Gabriel Malagrida,1689-1761)发表著作《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的真正起因》,对上述“谬论”严加驳斥。在书中,马拉格里达告诫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全体民众必须深刻反省:“别忘了啊,里斯本!毁灭我们房屋、宫殿、教堂和女修道院;燃起吞噬无数珍宝的大火和让众生丧命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地气蒸发和彗星划过之类的自然现象,而是你罪孽深重的邪恶!”——这位教士坚决反对把里斯本大地震归结为自然现象,相反,他坚持认为这正是该国新教徒(他称之为“新基督徒”)倡导的罪恶生活方式诸如看歌剧、听音乐、赏斗牛等奢侈享乐所带来的恶果。

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是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在1755年日记中写道:“地震是神意裁判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地震之前,这位“卫斯理宗”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观测到哈雷彗星,这使得他益发坚信上帝对“悖逆”子民的惩罚已迫在眉睫。而在里斯本,除了彗星,更有人言之凿凿地声明:地震之前,复仇女神早已在里斯本上空游荡。事实上,大地震之后在牧师与神学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是,这场地震是上帝向世人的警示,也是末日来临的预兆——世人唯有忏悔罪孽并改变其生活方式始能获得拯救。

不仅在宗教人士当中,大地震在启蒙运动“文人共和国”内部也引发了广泛争论,其中以伏尔泰-卢梭之争最为知名。欧洲文化名人伏尔泰获悉地震详情后,写下名诗《里斯本的灾难》。在诗中,他首先对“天谴论”提出质疑:地震若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其次,巴黎与伦敦存在更多败德的社会现象,为何却是罪恶程度较轻的里斯本遭受严惩?此外,伏尔泰藉此天灾,对当时盛行于欧洲思想界的“乐观主义”哲学提出严厉嘲讽和批判。首当其冲的是莱布尼兹(连同其弟子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及其“前定和谐说”,在伏尔泰看来,这是端居象牙塔中、脱离社会现实的学者炮制出的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在此之后,伏尔泰又在该诗的《作者序》中点名批评英国大诗人蒲柏(1688-1744),尤其是后者长篇哲理诗《人论》(1734)中的格言“现实就是合理”。按照蒲柏的见解: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促进普世的福祉。相对于莱布尼茨的愚蠢而“天真”,伏尔泰认为蒲柏的说法既荒谬又“残酷”——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过冷漠无情——并由此得出结论:当时流行的形而上哲学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谈,虚假且无用。

里斯本大地震与耶稣会的覆亡

大地震后里斯本所发生的火灾及被海啸摧毁的船只。

伏尔泰对前贤的嘲讽令卢梭大为不满。1756年,卢梭作《论神意书》呈送伏尔泰。在信中,卢梭声称他在此前另外一本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 中,已然指明人类遭遇的天灾,往往不乏人祸因素——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乃是因为“向慕繁华虚荣”的人民抛弃乡村,涌入密集城市之故。相比于伏尔泰对“天谴”的质疑,卢梭坚执人祸甚于天灾之说(这与他稍后出版的《爱弥儿》(1762)全书第一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思路完全一致)。换言之,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尤人;文明人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伏尔泰对卢梭书信的反应,是一部寓意深长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在书中,伏尔泰选择里斯本大地震作为背景,主要目的就是抨击神义论(Theodicy)——在他笔下,里斯本地震将城市摧毁四分之三,而宗教裁判所却要在庄严的仪式中,用文火将“异端”信徒活活烧死,并宣称这是为防止全城毁灭的“万灵秘方”——堪称是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

由此可见,包括神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内,整个欧洲思想界都在为里斯本的灾难进行反思。上帝惩罚的解释受到普遍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尽管大地震前里斯本号称“虔诚之都”,尽管大地震后教会采用了最为虔诚的仪式终日祈祷,但上帝的怒火(连续不断的余震)并未由此平息。这一现象一方面促使不少科学家对地震起因展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考与探索,比如英国天文和地质学家约翰·米切尔(John Michell, 1724-1793)——经过计算,他认为地震是地表以下几公里处岩体移位引发波动的结果——由此被后世奉为现代“地震学之父”。另一方面也使得启蒙思想家认识到,冲破神学禁锢、普及知识、教化民众乃是欧洲社会转型、步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思考最为深入、影响最为深远的则当属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

对康德而言,里斯本地震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它促进科学研究,更表现在它已成为一种隐喻,激发这位柯尼斯堡“隐士”将目光从头顶的星空转向脚下的大地。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乌里希·罗夫勒所说,这场地震被认为是“普遍的乐观主义的关键突破点”,通常也被视为启蒙运动的转折点:这种把自然暴力视为摧毁人类秩序的革命性解释——犹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最终成为一种隐喻(如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康德(以及随后的歌德)从中看到普通人未曾留意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恐怖的一面”,即滥权和暴力。而在葡萄牙国内,庞巴尔侯爵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打倒其政敌马拉格里达,将宗教裁判所改组为世俗的审判机构,并最终取缔耶稣会。由此,庞巴尔凭借“极端的个人独裁”,将葡萄牙引领走向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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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尔侯爵(1770年受封)原名卡尔瓦略·伊·麦罗,早年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1739至1743年出任驻英使节,在深入考察英国政治和经济状况后,对其殖民地扩张政策大为赞同。1745年调任驻奥地利大使,又亲眼目睹奥皇玛丽亚·特蕾莎同耶稣会争夺维也纳大学控制权的种种努力,深为叹服。1749 年,他因健康欠佳回到里斯本。1750年国王若奥五世逝世,他先是获任为王室理事会成员,其后出任外交和军事大臣。由于国王若泽一世(José I,1714-1777)酷爱嬉戏,朝政尽委于他,庞巴尔在此后27年间乃成为葡萄牙大权独揽的实际统治者。而1755年大地震于他而言,正可谓是夺取权力的天赐良机——可以借机铲除其心腹之患:宗教裁判所及其后台——天主教耶稣会。

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的一个派别,1534年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1540年经教皇保禄三世批准正式成立。该会不再奉行中世纪宗教生活的苦修和斋戒等“规矩”,而主张军队式的机动灵活,其组织特色是中央集权,并对宗座绝对忠诚,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1547年,罗马教廷准许由耶稣会主导在葡萄牙成立宗教裁判所。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是罗马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六至十八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形势的产物,它还与耶稣会在葡萄牙的活动、尤其是教会当局对犹太人的迫害有关。从那时起,葡萄牙文艺复兴时代曾经相当活跃的进步思想遭受到严重压制,出现惊人的退步。

在此后两百年里,宗教裁判所共审判四万多人,将其中两千多人处以死刑。此外,裁判所还掌控着葡萄牙教育、医院、司法、警察、出版和新闻审查等部门,威权赫赫。葡萄牙仅有的两所大学都被耶稣会控制,只准许开设神学、法学和医学三门课程,而数学、哲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等都被禁止——因为科学的思维方式需要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服从既定的真理和权威。宗教裁判所通过严厉的镇压活动,在葡萄牙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以及所谓“正统”的宗教价值观,并通过一套戏剧性的壮观的仪式——特别是宣判火刑的仪式——向民众宣告它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基石和干城:正是宗教裁判所,抵御住异端(以及异教徒)掀起的暴风骤雨,从而使得罗马教会的堡垒在葡萄牙海洋帝国屹立不倒。

启蒙时代所倡导的宽容、法制和重商主义在英法等国已经广泛实施,但在葡萄牙,这却是教会和宗教审判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大忌”——直到1746年,牛顿的天体力学在葡萄牙仍被视为异端学说。宗教审判所对敢于挑战他们的人使用的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火刑:受刑之人头戴高帽、身穿囚服游街——如果囚服上画有十字,则意味着此人只需当众忏悔;如果其上出现火焰、毒龙或者恶魔的图案,则意味着此人必死无疑。在靠近皇宫的广场上,上千名信徒被迫全城观看这一残酷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感到恐惧,再不敢冒犯教会的权威。

葡萄牙历史学家萨拉依瓦(Jose Hermano Saraiva)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全盛时期,“宗教裁判所的规定在葡萄牙得到一丝不苟的执行。在我国,一切公共机构组织松散,办事效率低下,唯独宗教裁判所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在十六世纪的一段时间至十七世纪,宗教裁判所几乎操控了葡萄牙全部的思想文化活动,使之自绝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严重阻碍了该国步入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谴责宗教裁判所“只会剥夺人们的财富、荣誉和生命,但是却不能分辨罪恶与无辜:它只是名义上神圣的,而实际上它的做法则是残暴的和非正义的”,可谓一语中的。从1560年至1715年,葡萄牙极端恐惧和排斥所谓外来的“异端”思想。在此以前的一百年,也就是葡萄牙地理大发现的初始时期,情况却截然相反。1483年,当时的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授权两位法国书商购买大量图书,并给予免税进口的优待,因为国王认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我国流通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个世纪以后,葡萄牙统治阶级的这种开明态度已经荡然无存。曾几何时,葡萄牙人是一个勇于探索外部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民族,然而此时,他们却失去了这种进取精神,变得日益懒散、僵化和颓废。

正如萨拉依瓦在《葡萄牙简史》中所言,宗教裁判所之所以没有遭遇到葡萄牙国内的强烈反抗,是因为葡萄牙国内没有一个经济上和思想上独立的中产阶级。宗教裁判所不能容忍异教的思想公开化和合法化,相反却鼓励告密和摧残民族文化的活动。这种告发异端的活动和摧残民族文化的思想情绪,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检举揭发、思想谴责以及判处火刑的烈火”。而宗教裁判所收集证据的办法就是给那些告密者和诽谤者发奖金。由此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葡萄牙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互相猜疑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直至庞巴尔登上权力中枢的宝座。

早在1750年代掌权之初,庞巴尔便开始酝酿改革宗教裁判所。1771年,在王权至上和反耶稣会理念支配之下,他开始着手将宗教裁判所降格为一个由王室支配的机构。1773 年,庞巴尔劝说国王若泽一世公布两份谕旨,取消以所谓“血统的纯正”为理由禁止“新基督徒”担任官职,并取消所有一切“新”/“老”基督徒之间的差别,禁止使用“新基督徒”这个名词,否则予以重罚。此外,他严厉批评以往的宗教裁判所官员在没有征得王室同意的情况下编写出版的章程,严词谴责以前历任宗教裁判所官员与耶稣会士勾结背叛王室,并责令埃武拉的枢机主教库尼亚(Cardinal da Cunha)重新编写宗教裁判所章程(regimento)。新的章程取消了秘密审判程序,要求证人必须提供真实的姓名和地址,严禁采信单个证人的证词,并严禁刑讯逼供——此时的宗教裁判所,其职能与一般的民事法院已无二样。当然,宗教审判所已不再拥有逮捕和审讯人的权力,此一权力被赋予新近设立的警察总长。宗教审判所的新闻审查的职责也由新的皇家审查署来负责,而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葡萄牙展开对启蒙思想的广泛讨论:牛顿、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开始被翻译成葡萄牙语,到处传播。风闻一位神父擅自在自己的教区内禁止人们阅读伏尔泰,庞巴尔立即派人将他逮捕并投入监狱。此后,直至1821年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最后罢黜之前,它再也没有作出过任何死刑决议。更令人唏嘘的是,宗教裁判所最后一次判处火刑,对象恰恰是耶稣会士首领马拉格里达——这一审判被伏尔泰讥为“史上最可笑、最野蛮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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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在欧洲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中异军突起,新教领袖及封建王侯无不为之侧目。其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出身于西班牙贵族,1521年在对法作战中,一条腿被炮弹炸伤,获得异常的属灵幻像。1528年,罗耀拉前往巴黎大学求学。1534年,罗耀拉和其他六位同学决心去耶路撒冷传教,这个七人学生组织就是耶稣会的雏形。1540年,教皇批准成立“耶稣会”。1541年,罗耀拉当选为耶稣会第一任会长。

耶稣会是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的别动队(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纪律森严,其首领一般称为“将军”):他们既从事宗教活动,也进行政治斗争。耶稣会会士渗入社会各阶层,参与开办学校、医院、投资工商业、海外传教等各种活动。此外,他们也参加殖民探险,进行科学研究,出入宫廷,担任国王以及王后的忏悔师,享有巨大权力。罗耀拉本人相信耶稣会是从上帝启示而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度的荣耀——而国度就是罗马天主教,以教宗为代表——因此,任何偏离天主教的教导,都是异端。所以在他看来,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是撒旦的“仆人”,必须设法予以消灭——其与宗教改革势力作战的口号为“目的证明手段之正确”。

除了军事活动,耶稣会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从事政治活动。他们提出,要塑造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塑造该国国王。因此,他们千百百计地渗入各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充当上层教徒的忏悔神甫,争取最大限度地影响最高统治者,利用王权来打击宗教改革运动。为了扩大罗马教廷的政治势力,他们不择手段地策动包括谋杀在内的各种政治阴谋。例如,1589年,他们支持刺杀法王亨利三世;1594年,他们阴谋暗杀法王亨利四世未遂;1605年,他们制造“炸药阴谋事件”企图暗杀英王詹姆士一世。日后庞巴尔正是利用莫须有的耶稣会刺杀国王若泽一世(未遂)事件,成功将马拉格里驱逐出王宫并将他送上火刑台——耶稣会的阴谋活动使各国统治者为之战栗,但它的强悍与骄横也招致许多罗马教会人士和其他修会的嫉妒与排挤。这也是它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耶稣会之所以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后遭遇灭顶之灾,是由当时葡萄牙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势所造成的。当时里斯本虽是欧洲名都,但葡萄牙在欧洲却被普遍认为是个落后国家,这个落后的国家在大地震前后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这次地震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一个传统的宗教贵族国家变成一个世俗的现代国家。庞巴尔选择以耶稣会为打击对象,因为耶稣会不仅拥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而且和葡萄牙的贵族甚至王室都关系密切——在他看来,这支力量对集权的现代国家的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加以铲除。

庞巴尔从来就没对耶稣会士有过好感。长期以来,耶稣会士在南美洲以肩负转化印第安“土著”为基督徒使命为幌子建立自己的经济帝国;在葡萄牙本土则不仅借助宗教法庭审查言行来钳制人们思想,阻挠包括科学观点等在内的新思想传播,而且还通过垄断高等教育来毒化贵族,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庞巴尔在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将教育改革,尤其是大学的改革视为重中之重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把大学看成一个孤岛,它是国家的心脏,对在皇权统治下的所有地方传播启蒙的智慧、开启和重振管理国家的各个方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对葡萄牙来说这一天来得晚了,但是至少还是来了。”庞巴尔希望用启蒙思想培养起来的新一代的葡萄牙政府、军队和宗教领袖能够继续推进他的社会改革。

庞巴尔很快被告知,以俗权给耶稣会士定罪,必须持有罗马教皇的特许;而要想获得特许,则必须提供耶稣会士犯罪的证据。为获证据,庞巴尔着手周密筹划并迂回行事。1757年,庞巴尔在掌握充分证据后下令终止耶稣会在海外殖民地的传教活动,将当地市民治理权还俗,并规定耶稣会士仅限担任教区牧师。两年之后,庞巴尔在国王支持下发布诏令,将所有耶稣会会士驱逐出葡萄牙全境。由此可见,教权向俗权折服以及旧贵族势力的被粉碎,可以说是里斯本地震引发的葡萄牙朝政时局的“震动”。因为从此以后,庞巴尔依靠手中绝对权力,毫无阻拦地放手推动葡萄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里的全面变革。而正是这些变革,把葡萄牙国家引领走上早期现代化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驱除耶稣会之举并非葡萄牙一国力所能及,而是与实力强劲的法国及西班牙合谋并举的结果。从17世纪末起,欧洲天主教会内部,特别是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在世俗王权的支持下,坚决反对教皇权力至上的观点,不允许教皇干涉世俗事务和各国天主教的内务,积极限制教皇的权力。教皇极权派与要求分散教廷权力的一些神职人员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初,这种斗争从内部削弱了天主教的力量。另一方面,传教区的修会组织互相指责,争夺地盘,纠纷此起彼伏。因此,作为最大修会组织的耶稣会不免受到教会内部和欧洲许多世俗政权的夹攻,先后遭到法国(1754)、葡萄牙(1759)和西班牙(1767)的驱逐。此欧洲三国,不单驱逐耶稣会教士,且迫逼教皇解散耶稣会——如教皇不肯,则不承认此教皇。迫于其淫威,教皇克莱门十四世在1773年被迫下令“永远”解散耶稣会,永不再组(中国耶稣会因礼仪之争,则于1775年被教皇解散)。

这次禁令涉及西班牙会士2100多人,葡萄牙会士900多人,法国会士近200人,使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遭受毁灭性打击。客观地来看,耶稣会之覆灭,根本原因不在于其行事方式,而在于其势力及影响太大,为各国君主所忌惮——因此为保持国家政权独立,势必要借故解散耶稣会。照庞巴尔的见解,耶稣会貌似效忠国王,但实际上却更效忠教皇,因为他们的宗旨便是打击新教异端、恢复教皇权力。假如国王代表独立国家的世俗权力,教皇代表超越一切的神圣权力,则耶稣会起初是在两者之间依违两可,但最终仍偏向教会。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后,各独立国家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日益提升,对物质的需要胜过对灵性的需求,故选择国家胜过选择教会。耶稣会教之被逐乃至覆亡与其说是庞巴尔滥权专断,不如说是他顺应民意之举。

国王若泽一世去世后,他的女儿玛丽娅继位,因为此前庞巴尔对耶稣会的严厉举措,玛丽娅一直耿耿于怀。当庞巴尔前往王宫吊唁之时,却被拒之门外:“尊贵的先生,您在这里已无事可做。”庞巴尔被逮捕问罪,最后被放逐回乡。而他的很多改革举措随后也被推翻,所谓人亡政息,令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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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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