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突围

2020年4月21日23:23:03王鼎钧: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突围已关闭评论

“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

在回忆录第三卷《关山夺路》的后记里,王鼎钧模仿凯撒的名言,写下这段异乎寻常的话,仿佛要将胸中的愤懑倾泻一空。

这份情感已经淤积在这位作家胸中多半个世纪了。1992年,年近七旬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寓所里铺开稿子,开始撰写一生的经历。他说,“我并不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

不过,池泊与大江大河声息相通。和近百年所有中国人的命运一样,王鼎钧也被裹挟进历史的漩涡之中,载沉载浮。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在海外觅得一张安静的书桌,细细描摹一个知识分子在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九死一生的的传奇。

六年前的2009年,王鼎钧终于完成了《回忆录四部曲》。这部近百万字的文学巨著显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王鼎钧说,“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其实,这位作家的思想也像一条山间小溪,虽然“万山不许一溪奔”,最后突围而出,“堂堂溪水出前村”。

王鼎钧: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突围

王鼎钧先生是当代文坛大家,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既浸满了一代中国人血泪辛酸,也凝聚着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教训。但愿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后人,让中华民族最终能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抵达光明的彼岸。

  一. “专制可以救中国”

90年前,王鼎钧出生在山东兰陵一个耕读之家。有清一代,这个世家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王鼎钧的祖父则是一位卓越的商人,曾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参加1915年的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

本来,王鼎钧会像他的先辈一样,读书求取功名。可是时代就像一个加速器,将他抛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随着清王朝的覆亡,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转型期,旧有的社会秩序解体,乡间盗匪四起。在遭受土匪洗劫之后,王家开始走向败落。王鼎钧先是在家中私塾读古书,然后进入学校学新知,读王云五主编的“万有书库”。

那是一个新旧杂陈、方生方死的时代。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的王氏子弟回乡办学,将许多新鲜事物带到乡间。学校还演练实习地方自治,学生们组织识字班去扫盲。

可是,乡人们对新生事物畏惧不安。王鼎钧记下了乡人很多迷信,“例如说,火车经过的时候,人必须远离铁轨,以防被火车摄走灵魂,例如说,中国人不可看西医,因为西方人的内脏构造与中国人不同,其医理医药对中国人无用。例如说,照相耗人气血精神,只能偶一为之,常常照相的人会速死。”

那也是一个民族危亡日益迫近的时代。学生们天天高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老师在课堂上痛陈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同学因羞愤而伏案痛苦。

当时的小学课本上,赫然写着“专制始能救中国”。王鼎钧回忆道:“还记得期末大考有一道选择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完全错误。课本引申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毫无用处,掺进士敏土(水泥),就可以盖高楼大厦。”

今人读书至此,定会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在七十多年前,这却是普通的“常识”。当小学生们在试卷上选择“开明专制”或“独裁”之时,中国知识界有一场关于民主问题的大讨论。许多饱学之士以“国情论”为依据,声称中国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民主政治不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在外敌步步紧逼的危亡之秋,中国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由政府领导民众, 用强力铲除军阀,驱除外患,才可以使中国致于强盛之境。

日本侵略军来了,大批难民像潮水一样涌来,又像潮水一样涌向南方。少年王鼎钧跟随父母逃难,然后又回到日本军刀下的家乡。在日本的高压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轻人血气方刚,看鬼子不顺眼,心里窝一招火,留在家里很危险,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收容失学的青年。有人到“国统区”,有人去“解放区”,大半由因缘决定,人人以为殊途同归,谁能料到这一歩跨出去,后来竞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

十八岁的王鼎钧来到安徽阜阳,成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一名学生。该校是鲁籍名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创办,专为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

学校实行军事管理,在教室里是学生,到操场上就是大兵。学生穿军衣、吃军粮、练习军事动作。没有军人那么专业化,所以,军人是“丘八”,学生是“丘九”。

教官对学生灌输“专制始能救中国”的道理。一位教官说,“希特勒专制,德国复兴;斯大林专制,苏联强盛;日本专制,横行亚洲。专制的神威来自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人民服从政府,干部服从领袖。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保留的。”

他伸出手掌:“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学生回答“五根”,他却说是“六根”。当学生顺从地齐声说“六根”时,他很满意地说,“对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 黒暗服从!”

这和德国法西斯教育何其相似!确实如此,那些满怀复仇怒火的“丘九”们瞧不起形象猥琐的日军,也瞧不起墨索里尼,“那时我们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虽然他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只知道希特勒独身、苦行,无私产,疯狂的爱他的国家。一列德国兵在阳台上齐步走,走到尽头纷纷摔下去,因为他们的官长没有喊‘立定’。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他们并不知道纳粹的种种下流勾当。”

直到二十多年后,王鼎钧在台湾看到一部根据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电影,片中正有这么一场戏:审判官刑讯被告,问他看见几根手指头。台湾的年轻人只当是一个笑话,王鼎钧却回想起当年的一幕。

“那时的军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在我们身上成功了”,王鼎钧感慨地写道:“多么新鲜,多么刺激,多么无懈可击!我们是一寸一寸被改造了!”在李仙洲检阅学生时,“我觉得我正是一粒沙,正在等着混合在水泥里做成混凝土。”

这些被“洗脑”的年轻人崇拜“斯巴达精神”,认为中国人必须比日本人更“斯巴达”,才可能救亡图存,“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文化发达、政治民主的雅典抵挡不住蛮族征服,‘像一只精美的水晶瓶撞在岩石上’。至于斯巴达,当然是不会灭亡的。我读‘斯巴达训练’的时候,一直以为这个国家还在希腊半岛上称雄。那时候,并没人告诉我们斯巴达不久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倒是雅典文化遗泽百世。”

 二  “理想主义”的破灭 

王鼎钧的思想受到触动,是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时值抗战胜利之后,王鼎钧在这个“首善之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民营报纸,“各家报纸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十分新奇。在后方,我只知道一个观点、一种长短,对天下事只有一种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应该仅是家务小事,至于国家大事,应该有大是大非,而大是大非应该由政府宣示。”

报纸“解构”了王鼎钧所受的教育,“那时我的确受到震撼。自此以后,我一直留在聚讼纷纭的社会中,没有再回到‘一言堂’下讨生活。”

当时,20岁的王鼎钧是一个衣着光鲜的宪兵。抗战胜利后,王鼎钧为了养家糊口,参加了宪兵部队。当然,在这个青年心中也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冲动。当时的宣传说,宪兵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

后来大陆的影视宣传中,宪兵和特务齐名,都是镇压共产党的。所以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最轻的处理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就像历史学家高华所说,“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

在宪兵部队,王鼎钧受训期间,“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我们都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复杂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固然不该有,简单的思想如忠君爱党,似乎也不必有,最要紧的是服装整齐,姿势正确,站卫兵,摆仪队。”

蒋介石曾承诺,“抗战胜利之日,训政结束之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定出时间表,要实行宪政,也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946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三十八种,修正了若干种,公布宪法草案。

推行宪政,政府应该缩小权力。当时王鼎钧所在宪兵队驻扎沈阳,“沈阳街头,行人口袋里装着报纸,你若拦住他问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来给你看宪法草案:人民有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社会上空气弥漫,宪政就是人民向政府争权,宪兵警察都是民主宪政的障碍、公权力遭人奚落,小报开始管我们叫‘馅饼’。一位营长对全营官兵训话的时候说、以后军队国家化,我们不能再说宪兵是领袖的近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那么宪兵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

王鼎钧所在宪兵队,不但进行军事训练,也学习法律课程。王鼎钧还替连长读《比较宪法》,该书评介欧美多国的宪法,指陈得失,烘云托月,显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最好。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宪法通过,采取权力制衡,向欧美的两院制倾斜”。

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当选“行宪”后的首任总统。此前数月,国共内战已经爆发。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士兵,王鼎钧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眼看着国民党政权迅速腐败下去。尤其是在东北,接收旧政权的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接受变成“劫收”,诸多丑剧令年轻气壮的王鼎钧幻想破灭。

“那时国民政府治下,贪污的现象严重而普遍,政府则表现了惊人的宽容,由蒋主席到蒋总统,发表多少文告训词,似乎从未针对惩治贪污宣示决心”,王鼎钧写道,“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

心灰意冷的王鼎钧脱离宪兵,到秦皇岛的一个联勤补给单位工作。此时国民党军队开始节节败退,王鼎钧像汪洋里的落水者,靠着运气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从秦皇岛到天津,从山东到南京,王鼎钧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最后奔亡数千公里,到了上海。

内战的血腥残酷让王鼎钧惊骇莫名,尤其是长春围城的惨剧,让他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的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

看惯了世路的险恶,历尽了无数的磨难,王鼎钧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仪队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

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由于共产党要彻底改造社会,对原有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伦理结构完全颠覆,而且手段极端激烈,原有的中上层阶级难以继续生存,所以每逢国民党军队败退的时候,都会有大批难民跟随逃亡。王鼎钧的父亲,一位家境败落的山东守旧士绅,也是难民大军中的一员,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王鼎钧与父亲相对无言,任命运逼近。最终上海不守,父子乘轮船逃往台湾。王鼎钧这样写道:“我们侥幸逃脱,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我们父子如果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三   “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

国民党为何一败涂地,为何让共产党夺得大陆江山?围绕这个问题,五十年代的台湾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各据一方,针锋相对。此时已经服务于“中国广播公司”,经常以作家身份参加社会活动的王鼎钧,正在思想上寻求出路,他仔细阅读和鉴别双方的观点。

集体主义认为,国民党不够专制、不能彻底控制人民,才丢掉了大陆,今后“光复大陆”,要学习共产党之长,“以组织对组织,以阴谋对阴谋,以残忍对残忍”。于是,台湾出现一个口号“向敌入学习”。

自由主义的说法完全不同: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只是把自由当做特惠笼络少数特定的人物,今后“光复大陆”,惟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五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一度几乎把王鼎钧撕裂。作为在国民党“训政时期”长大的青年,王鼎钧被一再告知“自由诚可贵,纪律价更高”。虽然残酷的内战已经动摇了他的集体主义的信念,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不过,胡适和他的伙伴们一言一行,都在王鼎钧心中千回百转。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每一期给他的感受都像探险。

王鼎钧曾被告知,“杰出的领袖要有一群杰出的人物跟随他,这一部分人交出个人的自由,各尽所能配合他,创造环境,成就一番事业。拥有个人自由的大众,只能享用成果,因此个人自由是一个人比较低的人生境界”。而《自由中国》灌输的意识形态是:组织和纪律只能给人低级的人生,甚至是可耻的人生。《自由中国》的杀伤力并非批评政治,而是有效地消解了牺牲、服从、效忠等观念。这本刊物对王鼎钧的思想冲击如此之大,“午夜梦回常常听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

王鼎钧并没有完全站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只能修身齐家(也可以办大学),不能治国平天下。他们从未谈到,当自由受到外来威胁时如何保障自由,就治国的大计而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因此在台湾实行铁腕统治: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仅仅由于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一些人就被当做“匪谍”逮捕。在五十年代“恐怖十年”里,检肃匪谍辣手无情,枉杀枉捕,使得台湾岛内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曾留学苏联、深知斯大林“大清洗”手段的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王鼎钧所在的“中广”公司就有工友特务,监督人们的一言一行。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成为“特务”,而且不认为这是不光彩之事。王鼎钧长期被特务监控,因为他有“历史问题”——曾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长期精神紧张,导致他一度患上“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

五十年代后期,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六十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未及十年即见成效。台湾经济繁荣,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大众开始追求舒适,“随手关灯”的字样不见,商家推行“分期付款”,劝人“先享受”。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大势所趋。到了1968年,台湾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鼎钧把五十年代称为外省人“思命”的年代,六十年代进入“思财”年代。在他看来,“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算盘。历史俱在,政府常用强悍手段营救社会,社会得救后再转过头来清算强悍手段,两者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

国民党似乎也认识到,“长期和平,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政权也像人一样,不能永远握紧拳头,必须放开。”于是顺应时势,逐渐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政府画下了红线,领袖的英明伟大,第一家庭的尊严,反共国策的道德基础,军队特务的‘圣雄’形象,绝对禁止碰触,同时也让出空间,允许官吏有些贪污,人民生活有些腐化,工商有些为富不仁,舆论如同花匠,可以修枝剪叶,这样可以给人民的精神苦闷留下出路。”

公民社会由此逐渐成长,党外运动也活跃起来。在回忆录的第四卷《文学江湖》里,王鼎钧记录了自己在七十年代的奇遇:台湾情治机构的首长向他征求改革意见,而后几位高级特务定期与其聚餐,王鼎钧餐间的议论竟然上达执政者,改变了政府的一些政策。

王鼎钧逐渐突破了自己,旧有的思想在民主自由的冲击下完全瓦解。1978年,王鼎钧受邀到美国大学任教,临行前,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分子向几位高级特务坦言(他知道这些话会传递到蒋经国耳中),“蒋家第三代不宜再执政了,因为人民会厌倦”,“经国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千戟难逄的良机,足以使他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他可以解严,恢复平时状态,建立民主制度。”

王鼎钧说:“民主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国民党将因此失去政权。执政党要尽力延长执政的时间,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说,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维持政权,一旦行到水穷处,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云起时,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权。我说专制并不能使你永远握有政权,想想中国历代王朝‘失国’,都与民主无关,结局如何悲惨!得国不易,失国更难,我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

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王鼎钧最终认同了现代文明价值。这条路饱含着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他走得很苦,但是最终毕竟突破了大山阻隔,“堂堂溪水出前村”。

十年以后,台湾解除戒严,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王鼎钧眼看着“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高华语)。

(除注释外,本文引文全部来自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后记

本文写于2015年,一直没有发表。最近看到纽约疫情严重,不仅为禁足在美国疫情中心的老先生担心,毕竟他已经95岁高龄了。上周看到老先生在国内媒体发表的文章《这恐怖的威胁,不料晚年又经历一次》,思维清晰,行文流畅,我感到非常欣喜。遂将5年前的文章刊发于此,一则祝愿王先生平安健康,不断有佳作问世;二则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他,读他的作品。

诚如王鼎钧先生所说,他所经历的漫长时代,“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不信东风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十七年的辛苦,百万字的《回忆录四部曲》,就是这位老人为后人留下的见证。它记录的是一代中国人血泪辛酸,记录的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教训。但愿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后人,让中华民族最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抵达光明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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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  来源:川上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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