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法治能力是政府能力的关键

2020年4月6日22:28:09张维迎:法治能力是政府能力的关键已关闭评论

编者按: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爵士,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校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 。蒂姆·贝斯利教授认为,“和平、税收及司法”是繁荣的三根支柱,“和平是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品,税收代表了政府从社会抽取资源的财政能力,司法代表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平保护契约的法治能力。不能征税则无政府,不能提供法治则不配执政。”

本文是张维迎教授对Tim Besley教授2017年6月在北大国发院演讲的现场评论,与蒂姆·贝斯利观点相呼应,论述了法治能力对于建设政府能力的重要意义。

在政府能力方面,Tim Besley教授给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和观点,帮助我们去判断和分析经济发展到底和政府能力有什么关系。他的很多观点我都同意,比如政府能力有三个方面,比如我们经济发展需要有好的平衡,包括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法律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平衡,以及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我担心的是,很多情况下,政府是太强,而不是太弱。尽管确实有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很弱。但更多时候,政府都是能力过强,而不是太弱。

张维迎:法治能力是政府能力的关键

我也有几个观察,与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如何界定所谓政府能力或是国家能力?

Besley教授给出三个维度,包括合作能力(我更愿意称之为集合能力),然后是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从这三个能力角度来说,怎么评定强弱?可能有些国家的政府看起来能力非常强,但与此同时,又不给人们基本的自由,这样的政府算是强还是弱?一个真正强的政府,其容忍度应该也很高才对,尤其是对不同理论的容忍度。因此,界定政府能力不能单一维度,像Besley教授给出的三个维度也未必就足够全面,比如社会能力等就值得作为一种能力或维度纳入进来。

第二,这三种能力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也非常重要。我认为法治能力可能值得作为最重要的能力。如果有好的法治能力,财政能力、合作能力就自然会有。英国和美国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财政能力应该如何衡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是不是越高越好?政府的财政手段很多,可能并不完全都通过收税方式。因此,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明显不一定是越高就越好,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未必能成立。财政收入太高,可能对经济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政府控制太多资源可能对经济有害。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府收税非常少,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资源,因为所有生产资源都是政府所有。

第四,要理解政府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需要看更长时间维度的历史。各国之间横向比较是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但时间的长度究竟应该多少?到底要看30年还是300年?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如果我们看50年前的前苏联经济,可能也是非常成功的。作为经济学家,思考经济发展不能受短期故事的限制。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就确实非凡,但再过30年怎么样?是会和现在一样继续取得巨大成功,还是会发生东亚曾经发生的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看上去一切都非常好,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又认为东亚模式存在很多问题。

所以,判断经济发展是不是奇迹,需要更长的时间维度。放到100年20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是不是真正的奇迹还要打个问号,但英国和美国的奇迹是时间已经证明了的。英国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奇迹,美国也是经济奇迹。内战期间的美国还是农业国,仅仅30年之后就成为排名第一的工业国。关键是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100多年的持续发展,真正成了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经验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法治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英国发生光荣革命,政府成为受到约束和限制的政府。然后是政府可以收税,可以发债,财政能力有了提升,之后就建更多的基础设施,然后又有了更强的合作能力。

我喜欢把三种能力变成这种链条关系,也就是从法治能力到财政能力,再到合作能力,而不是反向的。如果你把政府能力从更多的收入开始,从建更多的基础设施开始,初期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太成功了,而忘记了法治能力建设。但实际上这块能力非常重要。在中国我们对此有很多辩论,有些人觉得我们有经济成功就够了,不需要其他能力了,但是我觉得仅仅有经济成功还不够,因为没有足够的法治能力,这个成功不一定能持续。不仅如此,仅凭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就来讲述经济发展和政府能力之间的道理不够有说服力。中国一开始是非常贫困的国家,有后发优势,通过进口技术、产品,招商引资,通过学习和追赶取得了经济发展,这其中有政府的角色和功劳,但未来呢?未来中国还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吗?今后的发展恐怕更需要我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最需要的是有法律框架,是公民要有自由,要有财产权的保护,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法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如何衡量政府的表现。政府是不是应该有战略或目标,就好像我们个人和私营公司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目标,公司有公司的利润目标或市场份额目标。政府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目标?我对此有所怀疑,我觉得政府和个人、公司毕竟不一样。如果我们让政府有了这样的目标,比如说经济发展目标,可能反而事与愿违,因为有了目标,政府可能就不得不短期就利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追赶,但长期对于国家而言又是有害的,因为增长带来的成果往往非常明显,但增长背后所付出的成本往往只有后期才会呈现。中国就有这样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当中为了追逐很高的经济发展目标,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像贪腐、环境污染、维稳等。所以,在我看来,政府不应该设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应该致力于建立法律框架,加强法治能力,给人们以自由和教育、社保等基础保障。至于经济怎么发展,是个人问题,企业家的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觉得经济发展基于功利主义的思维应该改变。功利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用目标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中国提倡发展就是一切,为了发展,我们有时候什么都做,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和产权的侵害,有时候还很严重。所以我现在提倡中国的发展理念应该从功利主义转变到权利主义。

最后一点,我特别同意Besley教授的是,中国需要建立法治体系,尤其是要推进法院的独立审判,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我们就不能称之为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另一个标准是言论的自由表达,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也不是法治国家。

关于中国经济,我一直强调一点,过去30多年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但也带来了很多挑战,需要深入了解,当前做出什么样的归因和结论都为时过早,也许我们需要再等30年才能够说清到底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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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来源: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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