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2020年3月6日11:25:09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已关闭评论

“他创建了日本第一所大学,培育人才无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在福泽谕吉小时候,身处武士阶级的父亲曾多次说,长大后要送他到佛寺当和尚。在讲究“士农工商”的日本社会,武士是最高阶级,为什么父亲要儿子出家呢?直到成年之后,福泽谕吉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最完善的时期,也是制度已经板结的时期,“就如同一切的东西皆整然有序地放在箱子里一样,经过几百年都没有动,”福泽谕吉晚年在回忆录说:“生在大臣之家即为大臣,生在兵卒之家即为兵卒;子子孙孙,大臣永远是大臣,兵卒永远是兵卒,中间的阶级亦然,不管经过多少年,丝毫没有改变。”

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虽然饱读诗书,但也只能屈身做一个下级俗吏,一事无成,他认为儿子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功成名就,而当和尚则不同,一个平凡的鱼贩子的儿子,也可以当上最高阶的僧官。

因为父亲早逝,福泽谕吉没有被送进寺院,而是世袭了父亲的身份,成为家乡中津奥平藩(现为九州大分县中津市)的一个武士。他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农人都要低头让路。可是这位生性不安分的年轻人不满足这样的虚荣,而是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

从地图上看,中津地处日本西南地区,远离京都和东京,在当年显然属于边远地区,闭塞沉闷,局促狭窄。不过,在福泽谕吉20岁的时候,美国军舰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人们都在谈论炮术。

这一年,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条约》。至于西边的清朝,《南京条约》彼时已届满十二年,英法美公使致函清朝办理外交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避而不见,并向咸丰帝建议,对付外国人“唯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福泽谕吉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这位年轻人敏锐地捕捉到鼓荡而来的新时代气息,于是走出家乡,横跨九州岛,来到西海岸的长崎。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早在17世纪就有荷兰商人居住在长崎港口。进入19世纪,这里更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开放地区。在长崎,福泽谕吉边工作,边学习荷兰文。一年后,他又长途跋涉来到大阪,进入绪方学堂学习正规的荷兰文。

绪方学堂是一家培养医生的医学堂,藏书只有物理学和医学书籍,而且总共不到十本,学生必须抄书。有一次他们借得一本荷兰原版电学书,竟然昼夜不停地抄了三天两夜。学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就像福泽谕吉所说,这些穷学生不以为苦,反而颇为自负,“我们的智力思想远远超过王公贵族,自信有资格睥睨之。越难的书对我们越有吸引力,我们已经到了苦中作乐、苦即是乐的境界”。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东亚各国就出现了共振现象,日本尤其如此。

1858年5月,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攻下天津。消息传到日本,幕府震惊,很快就相继与俄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五国签订通商条约,开放箱馆、兵库、长崎等五个港口。

同一年,福泽谕吉来到江户(现东京),在一家小规模的荷兰学塾里担任老师,教授荷兰学。福泽谕吉很自负,因为发现自己掌握的荷兰学不比江户的学者差。但是当意气风发的福泽谕吉来到刚刚对外开放的横滨观光时,如同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他在这里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懂的语言。这位24岁的年轻人得知,现在世界上最通行的不是荷兰语,而是英语。

“现在我国正缔结条约,逐渐开放门户,因此,以后一定要学习英语。”福泽谕吉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心情,“作为一个西洋学者,若是不知英语是行不通的”。他立刻发愤,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还四处拜师。

一个难得的机会到来了。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乘坐美国军舰赴美国,日本当局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赴美国,被顺利接受。

经过三个多月,咸临丸终于横渡万里波涛,抵达美国。脚穿草鞋、腰间佩带两把武士刀的福泽谕吉走在异国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闹出许多笑话。虽然福泽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在《福翁自传》里记载了他和一位美国人士的对话:

我随口问道:“华盛顿的子孙目前情形如何?”那个人冷淡地回答说:“华盛顿应该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对他的冷淡态度觉得很奇怪,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子孙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我心里,我视华盛顿为日本的源赖朝、德川家康等开国豪杰,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但是美国人却不关心华盛顿的后代。此事给福泽谕吉很大的思想冲击,因此四十年后他仍然记忆犹新,将此事郑重地写进他的回忆录。

在美国,福泽谕吉一心一意钻研英语,还购买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带回国内——这是日本首次进口英文辞典。咸临丸舰长在美国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想带回国内风光一下,福泽谕吉劝他自己把玩好了,千万不能在江户大街上炫耀,否则有可能被浪人袭击。

福泽谕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赴美之前,他已经观察到社会的动荡。就在福泽谕吉回国前半月,主张签订条约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刺杀。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直接的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难解其中三昧。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焕然一新。

而那些没有机会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巨变的时代却把握不住方向。他们敌视踏上本国国土的洋人,也不能理解全新的欧美文明,于是排外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尤其是那些崇尚武力的武士,不但仇视洋人,也仇视在洋人面前软弱无能的幕府。当福泽谕吉归国之时,那位比他年长五岁的吉田松阴就因为谋划刺杀幕府高官而被处死。

幕府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也激起强烈的反弹。尤其是井伊直弼被杀后,日本政局动荡,“攘夷”浪潮汹涌,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万丈汪洋里漂荡起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从美国访问回来后,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安心研读英文书籍。回国当年,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

那时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领事或幕府大臣的书信。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国的文字,因此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会附上荷兰译文。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对世界大势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已经见识了美国,现在则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

机会来了。1861年冬天,幕府派使节到欧洲各国考察,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了使节团。和那些热衷于各种新奇器物的人不同,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的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尽管来到国外,幕府仍然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还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定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在一个世纪后的东方国家仍时有发生。

当时英国生机勃发,国力强盛,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此行将近一年,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英国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行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愈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则破绽百出。在日俄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时,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使人闭目塞听,愚蠢顽固。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1862年都是关键的一年。

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驻华公使根据《北京条约》规定,相继入驻北京,在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第一批公使馆。当然这不意味着清朝政府的开放,反而激起深深的屈辱感。

在日本,一位骑马的英国人在横滨附近的村庄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武士当场砍死。这就是著名的“生麦事件”,它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排外情绪。

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东方国家本来自成一体,19世纪中叶接触西方国家之初,各种冲突在所难免,日本似乎更甚。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往往会暗杀外国人,发展到后来,他们把传播西洋知识的学者也视为仇敌,到处追杀。

福泽谕吉备感恐惧,因为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就遭到追杀,险些丧命。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者”,无论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福泽谕吉无法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他认定,“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既然不肯同流合污,就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他家中的木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起式,以期遭人暗杀时可以从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时,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以避人耳目。他甚至连父亲生前的好友家也不敢拜访。他后来回忆时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福泽谕吉并没有多虑。事实上,他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他冒名来到“攘夷”风气最盛的长州,在当地理发店理发时,老板喋喋不休地说着“驱逐洋鬼子”!军队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肩膀上扛着枪,威风凛凛地在街头走过。如果让他们知道了真实身份,福泽谕吉一定会横死街头。

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谕吉晚上从不外出,而是安心从事写作和翻译。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几乎人手一部。后来,《西洋事情》还被维新政府指定为教科书。在这本书里,福泽谕吉不仅详细介绍欧洲事物,而且独具匠心地翻译引入了许多现代名词,包括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思想传播需要借助词语,这些新鲜的词汇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人们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这些名词也传入了中国,至今仍被使用。

福泽谕吉一方面埋头翻译著述,一方面教书育人。让他高兴的是,庆应义塾的学生也逐渐增多。这里的莘莘学子研读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但拒绝汉学,因为福泽谕吉深信,“在日本开国之际,若是陈腐汉学占据了少年的脑子,则日本无法进入西方文明国家的行列”。

当时日本仍然是儒家学说的天下,西洋学问是行不通的。人们提起荷兰学书生,总是恶言多于美言。福泽谕吉从年轻时就想把陈儒腐说一扫而空,他说,“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拯救他们,将他们引导至我所信仰的原则。我的态度是,全日本的汉学者尽管攻击我,由我一个人来抵挡他们”。

庆应义塾的许多毕业生当了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

从西南一隅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下级武士到名闻全国的教育家。就这样,一位启蒙思想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在1862年赴欧途中,福泽谕吉曾这样对友人自陈志向。

可是到后来,福泽谕吉越来越发现,幕府官员绝大多数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幕府碍于形势不得不提倡开国论,但实际上却是“攘夷”论的大本营。

到了1867年,当福泽谕吉跟随幕府军舰采购团再度出访美国之时,他的政治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横渡太平洋时,他对一位知心朋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

彼时的幕府政治已经腐败冥顽到了极点。福泽谕吉曾在一本经济学著作中将competition创造性地翻译为“竞争”,幕府的财政官员却认为“争”字不好,找不到替代的词,只好把“竞争”两字涂黑,才拿给幕府老中看。

一个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信里写了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就被秘探举报蔑视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幕末时期,日本政治分为东西两派,一个是拥护幕府的“佐幕派”,另一个是拥护天皇的“拥皇派”。两派互相敌视,大打出手。福泽谕吉不肯拥护幕府,对“拥皇派”同样保持怀疑。因为天皇派同样排外,而且一举一动都必须说为了“攘夷”,甚至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福泽谕吉远远地避开现实政治,埋头翻译著述,陶铸人才。著书翻译完全是一人之志,他没有受到别人的指示,也没有与其他人商量,也不曾托人写序言或题字。他的书被守旧人士抵制,却成为社会上的畅销书。在内心深处,他也为国家混乱落后的局势担忧,他甚至一度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当天主教的神父,以远离政治。

1868年初,维新军开进了江户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会秩序还没有恢复,不时有战斗发生。幕府所办的学校已经垮台,而维新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教育问题,只有庆应义塾仍继续坚持正常教学。福泽谕吉鼓励青年学生说:“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绝。庆应义塾一天也不停课,只要庆应义塾还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国。我们不在乎世间的变动。”

1868年5月上野发生激战,江户城内几乎全部歇业,秩序混乱不堪。在炮声隆隆中,福泽谕吉坚持上课,用英文讲经济学。课下,学生搬梯子爬到屋顶观看一公里外的硝烟。

维新政府下达征召令,邀请福泽谕吉加入政府,但是他托病不出。后来政府又要他负责政府的学校部门,也被婉言拒绝。他说:“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是,将自己所学的洋学教给学生,尽最大的努力著书翻译,希望引导我国国民向文明之国迈进,每个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

福泽谕吉认为,在富国强兵、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求最大幸福方面,东方诸国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原因就在于教育。“我于日本戮力于提倡洋学,是想办法让日本成为西式文明富强之国,”福泽谕吉说:“我使庆应义塾成为西洋文明的领导,使之宛如东道主,也可以说是一手包办西方文物制度的买卖,或者西方学问的特别代理商。”

1871年,福泽谕吉将庆应义塾迁到了现在的港区三田。这里位于高坡之上,能够远眺东京湾,海风披襟,开拓心胸。庆应义塾越发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学生人数不断增多。福泽谕吉每日在学校里巡视,爱校如家。他废除了学生见老师敬礼的虚饰制度,师生都将学校视为自己的家,气氛融洽。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重在自然的原则,将人定位为万物之灵,提倡培养独立完整的人格。

福泽谕吉受到了师生的爱戴。时至今日,庆应大学里“先生”还是福泽谕吉的专称。一般师生间的称呼为“某某君”,只有创校人福泽谕吉被称为“福泽先生”。

福泽谕吉曾到大阪一游,以蛮横的武士态度问路,农夫惶恐回答,恭恭敬敬;可是当他态度和善地问路时,却遭到冷遇。

当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数年,可是底层社会仍然如故。这引起了福泽谕吉的思考,“现在社会上流行高压政治的说法,可是我认为并不是政府采取高压的态度,而是人民自己招致高压的。对这样的人民究竟如何是好”?他深感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一支纤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72年福泽谕吉在《论人与人平等》文章里写道,“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这篇文章振聋发聩,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此后,福泽谕吉又先后写下一系列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进步思想。他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他也吸收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他肯定人民为国家主人,同时号召人民舍身卫国,使日本文明追上先进国家。1875年,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发行数十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东方国家转型过程中,几乎都遭遇了“国家到底向何处去”的疑问,这也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福泽谕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这本书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显然,这是一种“全盘西化”的观点,至今仍然受到中国学者的诟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论世,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这种决绝的思想确实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全盘西化”是断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福泽谕吉的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二十三年后,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著作《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看来,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只有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他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高谈“人人与国为体”的论调。他认为旧学派不识时务,也对新学派指责有加,认为新学派将动摇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根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黑船来航事件”二十三年后,日本就有了坚定地学习西方文明、呼吁民主自由的福泽谕吉。在国门被迫打开五十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两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明治维新将“文明开化”作为国策,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让福泽谕吉非常高兴。他说:“我也不认为能大功告成,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传播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诞生了。这是一个由一批思想、立场相近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启蒙组织,福泽谕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厌恶宦途,但是对启蒙却不遗余力。他和明六社的朋友一起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论文,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

然而,随着民智开启,日本社会兴起“自由民权运动”,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明治政府转而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1875年,《明六杂志》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不过,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1881年10月天皇颁布敕谕,规定九年之后开设日本国会。

随着快速近代化和开设国会日期不断临近,日本社会因见解的不同而造成激烈对立。福泽谕吉认为,在这个时节最需要有一个不偏不倚的言论平台,发表公正持平之论。他满怀豪情地说:“现在日本国内,能够经济独立,文思俱佳,本身对政治、商业没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谁?”

就这样,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产经新闻》的前身)。他确定的办报方针是“独立不羁”,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福泽谕吉说:“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福泽谕吉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时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导社会舆论。他自己始终以一只“雁奴”自任,并以此为荣。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食它们。这些从事警备工作的被称为“雁奴”。福泽谕吉倡导“学者雁奴论”,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

1885年《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谕吉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中国、朝鲜)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这篇文章在日本影响深远,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也在中国、朝鲜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中国主流学界对《脱亚论》仍然持批判态度,认为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轻蔑无礼,是一位种族歧视主义者。其实,真正完整读过《脱亚论》的人似乎并不多。细看全文就知道,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批评的是当时中国和朝鲜的政府,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他看不起的是当时中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希望“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日本)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至于要“脱亚”,也是国民的精神“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这与他在《文明论概略》中的思路是一致的。

在庆应大学校门左侧,有一栋别致的洋房,它就是“福泽纪念园”。当年这里是福泽谕吉的宅邸,从1871年开始,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它亲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走向文明开化,富强起来。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三十二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政治上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司法独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不平等条约也逐渐被废除。

“环顾国内,固然有不少难以忍受的事,然而整体来说,国家夜以继日地进步,”1901年,66岁的福泽谕吉在《福翁自传》中这样写道,“回顾我的一生,不但没有遗憾,可以说尽是些愉快的事”。不过,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的思想家说,“在我的生涯中还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国男女的品德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第二,希望能够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安静;第三,投下大笔资金,以研究有形或无形的崇高学理”。

不幸的是,1901年,这位“心中只求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人就因病去世。他被安葬在距离庆应大学不远的善福寺。每逢他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庆应大学校长都会带领师生前往扫墓。据说,他的墓碑上刻着“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九个大字。这位一生最重视人格独立的思想家,生前一直自称为“独立自尊居士”。

福泽谕吉身后所遗的虽然只有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却至今为日本国民感念。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我一次次地走进庆应大学的校园,坐在图书馆附近的石凳上,望着福泽谕吉的雕像,思绪万千。想一想,如果福泽谕吉健在,已经是180多岁的人了。可是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也像福泽谕吉一样,生活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浪潮里?我常常恍惚觉得,福泽谕吉就像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脸上刻满沧桑,眼中充满忧虑。

他像谁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近代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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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资深媒体人,《财经》杂志主笔  来源:《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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