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1905,终结的一年

2020年3月4日09:57:19何怀宏:1905,终结的一年已关闭评论

在我的开始里包含有我的结局。

……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T. S. Eliot: East Coke

1905这一百年

是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连续发表了三篇将大大改变人类的宇宙时空观念的科学论文,由此奠定的相对论无疑也将影响到人们的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俄国发生了1905年革命,以其遥远和失败倒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多少注意,而日俄战争及其结果对中国人的影响,却是切实的刺激和震撼——它本身就是一场奇怪的、对中国人来说既包含耻辱又包含希望的、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外国人的战争,国人多以此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认其结果证明了“君主立宪”的优越和亚洲后发国家的希望。此年由于美国要续签排斥华工的条约,还引起了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样,三个日后将对二十世纪中国发生最重要影响的国家——俄、日、美都在本年颇引起国人的注意。

是年在中国为乙巳光绪三十一年。清王朝试图延续自身统治的“新政”改革和试图推翻它的革命,看来正在紧张地赛跑。7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上命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同月底在日本,孙中山与黄兴等七十余人在东京集会,商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并解释说:“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孙中山任总理。11月26日,在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当9月24日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这就像是改良与革命的一次短兵相接。这次突然发生的刺杀(吴原本是计划刺杀铁良),并没有阻止但至少迟滞了清廷立宪的步伐。某些激进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它即使失败,也造成了一种必须再往前走的气氛使己方前仆后继,使对方欲罢不能。是年还有《革命军》作者邹容瘐死狱中;《警世钟》作者陈天华蹈海自沉,他们都曾试图以热血或死亡来唤起同胞开辟革命的道路。

的确,一些东西在消逝,似乎永远地消逝。从伍廷芳、沈家本奏请,清廷将律例内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酷刑,永远废除,凡死刑最重至斩决为止,又废除缘坐、刺字。后又从两人奏请,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请查监狱羁所,以矜恤庶狱。体制化的合法暴力似在努力使自己变得文明、变得温和;体制外的暴力则方兴未艾,并最终要摧毁这一体制。还有一些崭新的初看是细小的东西也正在出现。例如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本年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日后人们将会感到这是一个“影视媒体时代”的先声,大众的“看”将排挤掉少数文化精英“读”的中心位置。

旧和新、保守与革命又常常顽固地纠缠在一起。是年为考察清政府的武备,干练的大臣铁良在秘密巡视了东南,及中原各省炮台、陆军、水师、军校等军事机构之后,写了数万字的详细报告甚至细到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地评述了国防力量的状况,指出了各地许多的积弊和腐败,却对张之洞治下武汉新军的训练赞誉有加,而正是这支新军,日后成为发动辛亥革命的主角。

在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转换的那些年里,1905年比起此前朝野动荡的1898年、1900年,和后来王朝倾覆的1911年来,看来并不很引人注目,甚至有点平平淡淡。但在我看来,它却最适合于被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终结的一年”,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科举的废除。

清廷宣布废除科举,自然有许多长期积累的原因和多方面动力激荡而成,但最后的决定是在本年做出,遂使本年成为标志性的一年。

科举的废除影响深远,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断裂。相对于此前中国的“千年”传承,它是终结的一年;相对于此后的“百年”变革,客观上又可说是开端的一年。它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链条中关键的一环。总之,科举之废除实在是“亘古奇变”的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件最早的最重大事件,其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

何怀宏:1905,终结的一年

以下我试依据我的一些初步研究对这一事件的意义做一叙述。

古代选举制度的终结

废除科举首先意味着一个确立于唐代,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消失,但还不仅此,它还意味着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结束。因为,由唐至清的科举(考选)与此前由汉至隋的察举(荐选),实际是不可分开的。它本身正是由察举发展而来,是为了克服其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整体。它的名称和丰富内容可见于正史的“选举志”,以及典章制度著作中的“选举典”、“选举略”或“选举考”等。科举的废除则整个地改变了古代选举的主旨和方向。

秦王朝统一中国,其形成的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模式,为后世选举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客观需要和可能。汉朝承袭了此模式但在官员的来源上颇思改弦更张,到建立王朝之后六七十年,其“统治阶层的再生产”终于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文景时已有不定期的“贤良方正”的特举,而就在武帝时的一次特举中,董仲舒提出意见,反对任子、纳资取士,主张“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这样,终于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举看似不起眼,却正如劳干所言:“开中国选举制度数千年坚固的基础。”(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元朔元年(前128)又有诏书规定必须举人,批准了有司所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察举由此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并不断完善细则、增加其他名目,确定奖惩。我们翻阅《汉书》,时有“坐选举不实”而免官的记载。博士弟子课试也渐成制度,开后世选举与学校相结合的先河作为荐选的察举的特点是“人对人”,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干才;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这时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路是把开启的门关小,使统治层相对封闭,上升之途更加缩小,客观上可以减少觊觎之心与奔竞之势;另一条路则是索性让门完全敞开,使统治层向所有人开放,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同等的考试程序才能达到高位。

东汉以后的选举在头几百年(魏晋南北朝)也许是走了前一条路,而之后的千多年(唐至清),最终还是走了后一条路。于是,以“自由投考”和“以程文为定”两点为基本特征的科举,在唐代正式确立。又经过宋代采取锁院、糊名、誊录这些隔绝考官与举子,只凭程文而不再见本人的措施,除了考场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几已淡化为零,考官不知试卷作者为何,更勿论其家世背景。其他种种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强这一点。由此遂导致“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宋代的完全实现。在考场上的那一刻,考试者只剩下他自己面对一切。这种种人格淡化取士之途趋一、考试内容趋一的发展,都意味着科举愈来愈以一种尽量客观、中立、平等的标准和工具理性来对待所有投考者和处理升黜。科举制度在明代实际上已完备定型。各级科举的层次细则在明代得到了愈来愈精确的规定,构成了一张严密有序的大网。考试与学校的结合也达到了几近于浑然一体的程度。清人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严格坚持和进一步细密化这一制度。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古代选举中“岁举”的意义。有一位激烈批评美国民主的西方人士也承认:美国建国两百年至少有一件事是无可动摇的,这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这是任何现任总统也无法改变的。中国的选举制度也开始了一种两千年来、虽异族入主亦不能废的稳固的连续性,尤其在科举时代,逐渐发展到了一种皇帝本人凭个人意志也无可改变,到一定时间就必须举行,遇战争、大灾等不测事件也须补行,或者易地举行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随意予人功名(参见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做一比较:目前中国社会最严格、最为人所重的考试,是进入大学的高考,但它无论在严格和客观性还是在地位的重要性上,更不要说持续的时间之长和涉及范围之广等方面都还远远比不上科举的考试。这样一个本身最客观、最具个体主义和工具理性这样一些“现代”特点的制度,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时,却首先要被废除,这真有点像是历史的揶揄。但这可能又是不得不为的,因为中国人面临的世界形势和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都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选举社会”的终结

以上是从政治制度着眼,然而,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观察废除科举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国这两千多年的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已经反复锻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所以,科举的结束在我看来还意味着中国在春秋战国与20世纪两次巨变之间,逐渐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种历史发展中,社会已渐渐由一种春秋之前的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世袭社会”(hereditary society),转变成为一种秦汉之后的流动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选举社会”或“选拔社会”(selection society)。

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或观察模式,我提出来是试图对中国这一较长时段的历史做一种宏观和连贯的解释。但我如此尝试自然还是相信它确有相当充分的解释力,是较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古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结构”一词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布劳(Peter M. Blau)指出,“社会结构”的定义是由下述这些基本要素所确定的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位置占据者的数量以及位置分化对社会关系的作用。富永健一说在社会阶层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社会资源”。我在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态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说也就是广义的社会资源(主要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与声望)的不断再分配,统治阶级的不断再生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则是,个人在一个社会中所能有的合理期望,个人所不断寻求的上升途径和发展机会。我同意贝尔(Daniel Bell)所说,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布罗代尔也认为,要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过去,并从一开始就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

我不可能在这里细述我的观点的论据,只能简要地指出,要建立这样的概念解释框架,有必要观察古代选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达到的地位,它是否成为“统治阶级再生产”的主要和正规的途径(“正途”),是否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杠杆,是否成为个人合法上升的正常渠道,它对社会其他阶层(包括占多数的民众)是否也有一种笼罩性的影响,以及由选举入仕的官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所达到的最后地位,他们的家世背景和社会来源等等。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古代选举制度所达到的社会垂直流动速率,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于达到的。在我看来,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所造成的一种社会垂直流动,不仅已成为持久的结构性流动,而且这种结构性流动已使社会形成为一种流动性结构,即流动已进入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其持久不变的成分。

的确,中国内部一直在发生变化,包括回旋、曲折的变化,其各个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但其一致性也是相当高的。很多学者都同意:中国最具意义的社会巨变是发生在春秋战国和二十世纪两个时期。在这两次巨变之间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虽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大致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当稳定的结构形态,那么,如何描述这一两千年未大变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呢?可不可以对之做出一种概括性的解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封建社会”,这也是目前仍居支配地位的解释;受韦伯思想影响的学者则将其称之为“官僚帝国社会”;我则想将其称之为“选举社会”,这是一种试图在回顾中描述一个向流动的等级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的尝试。

科举的废除最终斩断了这一流动。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士人阶层,自此迅速边缘化并趋消亡。说后来的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确有几分道理。

传统等级社会的终结

然而,还不仅此,在我看来,1905年的废除科举不仅意味着选举社会的终结,它同时还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个有着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的社会形态——传统等级社会的终结。我们前面提及选举社会中后来达到了相当高的垂直流动性和政治机会平等然而,面向几乎所有人的政治机会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实际政治地位和权利的平等。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可以是不断来自平民,然而并不就由此达到一个平等社会。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平民化与社会结构的平等化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且不说这种流动性强化了等级制,但它至少使这种等级制更趋稳定。科举的废除可以说最终结束了这一延续了几千年、几可说是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政治文明史并存的传统等级社会。

也许正是这一点使随后的二十世纪的巨变的重要性,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那次巨变,因为春秋战国只是意味着为从封闭的等级社会向流动的等级社会过渡提供条件,而废除科举则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向一个平等社会的努力过程。昔日走向上层的“功名道断”,士人及其子弟在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激励下,开始成为动员大众的主体。过去深信“劳心者治人”的昔日进士举人很快就喊出“劳工万岁”。新学堂的大学生们下到矿井向工人们宣讲“工人为天”。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中国在二十世纪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过渡时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个“动员时代”。开始是知识分子及政党试图启蒙和教育民众,使之成为历史的主角。但最后还是领袖在主导,是暴力解决问题。无论如何,在经过一系列激荡的政治运动和军事斗争之后,现在的中国社会相对转入平静和沉寂,虽然一种隐蔽的社会等级层序又在形成,但它无论如何不像传统社会那样是法律明文规定和广泛为人认可的了。

不仅中国如此,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的,近代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趋势:这就是由不平等向平等的发展。平等或渴求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近代以前各文明的几乎所有类型的传统社会都是等级社会——亦即公认的法律明文地区分出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的不同层级的社会,而近代以来,各文明和各民族都在走向或试图走向一个至少是法律权利上平等的社会。借用十九世纪法国学者勒鲁(Pierre Leroux)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今处于两个世界之间,处于一个正在终止的奴隶制的不平等世界和另一个正在诞生的平等世界之间。”(勒鲁:《论平等》)

未终结的“惟政治”

许多过去长期存在的东西都不再存在了,如1905年以后不久,君主制度也没有了。但还有一种东西在中国一直没有终结,到今天也没有终结,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惟政治”的现象:即政治始终居首要地位、起关键作用,政治第一、政治一直作为决定性的因素,以及活跃在人们观念和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官本位”。中华文明很早就是以政治为动力和取向的。即使是在西周时期发达的封建世袭社会,也要比西方的封建贵族社会更重视官职。在中国历史中,政治总是起决定的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有一种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社会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政治权力又是其中最为关键、表现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对“仕”的强调几可以说是中国有文明史以来的五千年一贯制。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战国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学而优则仕”。但无论是“血而优则仕”还是“学而优则仕”,都还是“仕”第一。在三种主要社会资源“权”、“钱”、“名”中,政治权力相对于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和名声来说最为重要。有了政治权力,有了官职,就几乎笃定要获得其他的社会资源。而有了其他的资源,却不一定能获得政治权力,甚至仍要受到政治权力的挤压。各种资源和价值主要来源和集中体现是政治的权力,各种人才、各种凌云之志、腾达之愿,都常常只能首先并主要从政治上求出头;一切其他途径都只是政治势力的旁支而已。就像现代社会相当“突出经济”一样,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也一直有一种“突出政治”的色彩。所以,要宏观和连贯地观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因和走势,与其从经济观察,不如从政治观察。

当然,虽说中国古代的政治社会几乎可以说把官僚制利用和发展到极致,但又给了它一种文质彬彬乃至温情脉脉的色彩。我们可以想想白居易、苏东坡那许多文人官员、诗人官员。察举制强调文学德行,而科举制更使中国的官员都从诗文进身,而古典的“放任”国家形态和官吏之分,也常可以使他们颇能潇洒地胜任其职。无论是在春秋之前的世袭等级制社会,还是在春秋之后的选举等级制社会,也无论是在前两者之间过渡的战国游士时代,还是激烈动荡的二十世纪,虽然也有一些政治的相对“弱化”期,但中国社会根本上并没有摆脱“突出政治”和“官本位”的格局,当然,官员或统治精英的来源和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存在一些根本差异的:或以血统,或以文化,或以某一方面的才能、德性,或以对某一组织乃至个人的忠诚,甚或沦为一种没有章法的权术和金钱。这些根本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官员阶层乃至政府的不同性质和面貌,影响着社会上人们对它的评价、承认和尊敬程度。

就像中国古代的选举并没有削弱等级制一样,它也没有削弱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就相当突出政治和官本位的状况。以平等为号召的“动员时代”,也没有改变这一格局,甚至使政治变本加厉了。今天一个强势的政治运动的时代似已过去,但政治权力、政治体制对整个社会,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支配地位,与市场结合的权力体制,甚至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条件和动力,而官员们自90年代以来也更加具有自身所属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保护意识。

新的开端?

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和状况下,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政治?今天是否需要和有可能淡化或优化我们的政治?在此我们主要想从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发、古代选举制度(贤贤)和现代选举制度(民主)的比较的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现代选举注意的主要还是出口,是换人,它在和平替换方面是颇成功的,但在选人方面却并不那样成功;中国古代的选举注意的则主要是入口,是选人,它在选人方面颇为成功,但在替换方面却不太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民主给更换不合适的统治者或径直就是政治的必要调整,找到了一条和平的出口,那么,古代选举是否能在选择较合适的统治者的入口方面给我们以启发?古代选举制度是否能和现代选举制度有所结合?“贤贤”是否能和“民主”有所结合?少数统治是否能和多数裁决有所结合?重数量和重质量是否能有所结合?智慧是否能够和政治有所结合?这一结合是否能避免如古代中国政制那样常常官场人满为患、壅塞不通并且不易有政策的重大改变的情况,又避免如现代民主国家时而出现的那样权力与知识过于分离,竞选者与在任者为了哗众取宠、多得选票而并不真正考虑人们的长远利益和文明价值的问题?古代中国发达的政治机会平等与现代西方发达的政治参与平等两者是否能够接榫?古代选举制度中所表现出来的法治态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否也能成为我们今天创新的思想和制度资源给我们今天的宪政和法治建设以启发?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整个社会,则一个社会的真正出路是否还是在于权力、财富、声望等各种资源的多元分流,使人们不再注意于政治一途,不再集中于做官一途,而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而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否应主要以能促进、保护这种状况而衡量其正当和优劣?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的确是够长寿的,但它在历史上也是不断遇到困境的。它从一开始也就包含了毁灭的种子,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科举注定是要终结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它的生命力也是够让我们吃惊的。它的萌芽、发展和终结经历了两千多年,这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有什么制度敢有以“千年”来计算的期望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也许又面临一个新的开端。中国经济上正在飞速崛起,甚至已经像是一个巨人,但在信念、精神、观念和制度上并无多少自己独特的、可以吸引世界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自己的传统,而舶来的主义也并没有真正成为持久和广泛的“信仰”。故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还是一个跛足巨人。废除科举已跨世纪,而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官员选拔也仍然未上轨道,跑官买官已成痼疾。“三农”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贫富又趋严重分化和地区差别等现象中,是否酝酿着未来社会激荡的风雨呢?的确,中国需要面对过去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走出一条新路,但我们的希望也许就在于返本开新。要循这一条路前行,也就需要在百年激荡之后恢复和保持一种对于“千年中国”的真实记忆。

本文选自《中西视野中的古今伦理:何怀宏自选集》,何怀宏/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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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怀宏  来源: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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