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隐私权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

2020年3月2日18:44:20疫情之下,隐私权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已关闭评论

眼下,疫情看起来已渐渐有所好转,但如何防控其可能的反扑,仍是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问题。因此有人提议,鉴于当前庞大而难以确认的潜在感染人群,最好通过三大通讯运营商和两大无线支付系统,管控全国人群。同时紧急征用无人机,执行疫区巡查。通过这些措施,“精准锁定所有人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行动轨迹,谁也跑不了!”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不少人认为太侵犯个人隐私,万万行不得;但却也有人认为,武汉疫情未平,“900万人的生存比隐私更重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活下去,隐私跟活命比,它算不了什么。……现在的武汉人,隐私排不上第一位。活下去,排在第一。”

这里设置了一个虚假对立,似乎“活下去”和“隐私权”是非此即彼的——要“活下去”就得牺牲隐私权,反过来,牺牲掉隐私权就能活下去。但这都不是事实,相反,两者完全是可以兼得的。这种无底线侵犯个人权利的做法,被辩解为“必要之恶”,它是“恶”不假,但却远远不是必要的。

这件事上显示出,有些国人哪怕受过良好教育,但权利意识并不强,把“活下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裴多菲那首著名的诗,换在这种传统的中国社会心态中,恐怕要倒过来——“若为生存故”,则无论权利、自由,“两者皆可抛”。但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太多了,很多时候,为了一时的紧急状态所让渡的权利,后来就变成了常态,再也收不回来了。

疫情之下,隐私权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

为什么一些正直、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会栽进这样一个陷阱里?这恐怕不是个别现象,而代表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利观,那就是把“权利”看作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因而在遇到难关时,为了“活下去”,是完全可以予以舍弃的。这就像是家里的珠宝,尽管宝贵,但快要饿死时当然宁可留住粮米而扔掉珠宝。只有特别珍视的人,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像北宋灭亡之际,李清照南下逃难,一路带着珍贵的古董字画,其夫赵明诚临死前嘱托:实在迫不得已时,可以先丢弃生活必需品,“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

说到底,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是在一个差序格局中生成的。在家族群里聊天时,就发现不少人有一个不自觉的习惯:通过彰显家人的无能来突出自己的重要性。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的人格尊严不是来自独立的权利意识和自我实现,而是来自与他人攀比中处于相对的优越地位。等而下之者,则就像前些年那些油嘴滑舌的相声小品里一样,靠贬低他人来刷存在感。

这当然也与每个人的个性、小家庭环境有关,但往远一点说,也是因为中国向来是个等差社会,“人格尊严”和“个人权利”这回事,除了特立独行之外,那通常是权位相对更高者才享有的奢侈品。至于弱者、无权者和边缘群体,那应该待在合乎他们自己身份的位置上——这可能也是国人对美式政治正确常感不解的缘由之一。

在这种视角之下,捍卫个人权利、或不堪侮辱而身死,反倒成了难以理解的矫情、娇贵、脆弱或“受挫能力差”。民间俗话强调“好死不如赖活着”,《芙蓉镇》里也说:“活下去,像个牲口一样活下去!”这既体现出中国人极其顽强的生存欲望,但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就算完全失去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要活下去”的意味。某种程度上,这可说意味着“没有底线”,因为他可以为了挣扎着活下去,放弃任何权利——区别只是有骨气的人把这当作一种暂时的权力博弈手段,而没骨气的人就真的是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下长大的人,很自然地也不会去多为自己争取利益。为了“大局”,自己的“私利”都是可被牺牲、节制的,以至于一忍再忍,好像自己受点苦也没啥。前些天武汉嫂子痛骂社区干部不作为,也骂了劝她息事宁人的一位“丽丽”。和武汉朋友聊起,她说:“其实我妈也是‘丽丽’。她总是说别人工作都很多,别给人找麻烦,要多理解体谅。”朋友辩解说,这又不是针对个人,基层工作忙不过来,结构不合理,不能不让别人提意见,何况提了意见,说不定上级还能给他们减负一下,加点人手。但其母就是觉得“你这种刺头最难搞,尽给人找事”。

这本身也与权利意识淡薄是一体两面:如果觉得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需品,而是可让渡、可舍弃的,那么被侵犯时也就不会觉得被侵犯了底线而激烈反击。这样,可能也就没有“提意见”这种观念,提意见直接就转向了道德攻击(“你不体谅人,你怎么这么难伺候”),甚至,提意见就是你越界了,管了轮不上你来管的事。

尽管如此,但现在毕竟是年轻人掌握话语权。就像我这位武汉朋友说的,“虽然我每次说的,她都觉得‘我们观念不同’,但是难保不偷偷吸收一点,变成自己的观点,好跟上潮流。不要指望她马上变成,但是也拦不住她偷偷地、慢慢地变。”毕竟谁都不想落伍,被人看成老古董。其实,说“我们观念不同”就已经和很多自以为是的老年人不同了——因为,她没说自己对,也没说女儿错,说的是“我们不一样”,哪怕她内心希望彼此一致,最好认同她,但毕竟没有强迫要小辈认同。

很多人说这次疫情有如一面镜子,由此看到了周围许多人的真面目。但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对疫情中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有一位“张总”,看起来也是有点身份的人,他每次发言都是一副说一不二的权威口吻,相信新冠病毒是美国的生化武器,认为中国的抗疫,国外连抄作业都抄不好,赞美护士集体剃光头出征;但与此同时,他也转发一篇“停止歌颂无畏牺牲,歌颂医者的底线是把医者当人看”,认同张文宏医生那句话:“没有防护,你可以拒绝上岗!”

他自己很可能并不觉得这些有什么矛盾,但这样一个思维步调与“大方向”保持一致的人,也能认可医生应有的权利,这可以说比年轻一代身上体现出的权利意识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更能说明新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到了什么程度。以往与整套观念相匹配的正是那种对无条件牺牲奉献的歌颂,但当事人却可以在整套观念大部分不变的情况下,接受了“把医者当人看”这种权利意识,因为新观念与旧体系的“不兼容”往往一时还难以察觉。

类似这样的例子,一再向我们表明个人思想的复杂多维。说实话,在几千年文化沉淀之下,我们很难期待新理念一下子就被整体接受,甚至这也不见得是代际更替的问题,但正是这种看上去“不兼容”的多元理念交错、杂处,而非以往那种针锋相对不可妥协的对抗,或许反而能在潜移默化之间开辟出新的空间。到时候,也许老的一代尽管在某些方面仍然固守着原有的立场,但在另一些方面却不知不觉认可了新的权利意识。进步往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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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来源:南都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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