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谣言与信息公开

2020年3月1日21:52:25新冠疫情中的谣言与信息公开已关闭评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初期,由于对病毒存在诸多未知,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社会上出现多个与疫情相关的谣言,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

长期以来,民众对待谣言的态度都是:相信权威信息发布的说法,不信谣、不传谣。但是,在传播方式发生深刻改变的今天,社会进入了信息超载 阶段,多种似是而非的传言在网络上获得了生存空间。一时之间,谁也无法辨认哪个是可靠信息,哪个是谣言。

根据社会交媒体的特性,人际传播和社交从来就是谣言的温床。更大的挑战是,在由社交媒体带来的“后真相时代”,不少谣言伪装在真相之中,形成了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混合式谎言”。根据舆情研究理论看来,谣言是社会情绪的催化剂。特定谣言在一定条件下扮演着“抗争话语”的角色,推动社会情绪不断抵达高峰,刺激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信息公开被认为是避免谣言的有力方式。同时,民众的知情权被认为是民主社会应当具备的权力之一。但这次疫情中,本应成为“谣言克星”的信息公开,在此一刻则面临失效。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仅为谣言产生提供可能,还导致一些真实信息因提前发布而被认为是谣言。“吹哨人”李文亮等八人被执法部门传唤和训诫,可谓是当下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反讽。

因此,在新冠舆情中出现了悖论:多个政府部门天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权威媒体不断在辟谣,可是依然无法平息民间的质疑浪潮,而谣言依然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层出不断。

新冠疫情中的谣言与信息公开

谣言与权力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等人曾经提出谣言传播的公式:谣言传播机会=事件的模糊性×重要性。也就是说,在重要性处于定值之时,事件越模糊,谣言的传播几率越大。根据这一公式,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以减少模糊性,从而减少谣言的传播机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与业界的逻辑是,及时发布新闻信息、减少时间差,就能杜绝谣言。

在一些新闻案例中,官方通过及时的新闻发布会还是有效地减少了谣言的机会,比如2012年深圳的“5·26车祸”。但在实践中,官方的信息公开未必能有效说服公众,尤其是当事实与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权威发布容易“失去权威”。比如,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在一场铁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者各执一词,前者以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名闻天下。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奥尔波特的公式遭到了进一步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认为,社交媒体本身就是带有强烈个人偏好的舆论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经验主动选择过滤信息。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而加以强化,而失去了大众媒体时代由具备公信力的媒体树立的“唯一真相”。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郭小安认为,在政治抗争中,谣言往往能发挥情感动员的作用,与民众天然的仇官仇富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并成为网络抗争运动的催化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谣言可表现为一种“网络抗议”的手段,对于权力垄断真相做出的反击。

在疫情初段,由于疾病的来势猛烈,也由于人们对病毒所知甚少,舆情很快陷入恐慌之中。事件的模糊性导致了谣言的传播机会大大增加。本次新冠疫情爆发过程中的谣言大略可分为五大类:(1)养生保健知识;(2)奇闻轶事;(3)疫情扩散情况;(4)疫情的不同起源;(5)政府救治不力。其中,前四类都可以通过官方媒体进行一一辟谣,包括人民网、腾讯、网易在内,多家权威媒体也都开设了“辟谣专区”,对谣言的扩散起到了有效的遏制。

但是,涉及“政府救治不力”的内容一直成为谣言的中心,而官方的信息发布与辟谣不仅没有遏制这一类谣言,反而激发了部分网民的逆反情绪,他们认为“政府一辟谣,说明就是真的”。种种迹象表明,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在前期试图掩盖疫情,并主动发布不实信息(例如坚持说疫情“可防可控”、“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而对一些“不同声音”,地方政府往往以“造谣”应对。这些举措随着疫情的推移愈发证明其错误。

公信力与公权力

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热点社会事件中,地方的个别官方机构、政府官员的表现得令人失望(例如湖北省红十字会、黄冈市“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种种质疑,甚至对权威媒体鉴别的“谣言”也开始怀疑其真实性。尤其是第三、四类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谣言,也因为公权力部门的态度,而令它们的辟谣变得可疑起来。

这种质疑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前后体现得尤其激烈。因此,“政府救治不力”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抗议”:对地方公共卫生部门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中旬期间的麻木、迟钝乃至于涉嫌瞒报等表示出极大愤概。由于公权力部门有权定夺“谣言与真相”,但自身又缺乏足够的公信力,造成了公权力与公信力的不匹配。这种试图垄断真相的自负无疑激怒了网络舆论,而相关的谣言往往在助力集体情绪不断激化。当公权力无法获得相应的公信力之时,与政府相关的谣言注定就会不断出现,形成治理上的困境。

回到社交媒体普及后出现的人际传播格局,“谣言”确实是与日常生活中长期共存的。所谓“无谣言,不社交”,谣言在社会交往中存在不可否定的功能。有一些谣言属猎奇、玩笑性质,也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处,令人重又恢复了主体性,获得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快感。比如说2月15日晚上出现“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扫帚可以立起来”的传言,以至当晚树扫帚的图片在在朋友圈刷屏,尽管最后被证明只是个谣言,但大家都把它当作一个玩笑。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媒介,谣言已与人类社会共存了多年,也在某些场合符合人们的想象与需求。尽管它有时会引起一定的认知混乱和恐慌,但最终不可避免成为一种信息公开时代少不了的消费冗余。

公权力有时可以定夺真与假,但有时也不能,尤其是涉及与自身有关的信息时,很可能出现利益冲突。

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评论美国越战期间流出的《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时表示:“在政府最高层中,政治中对非真实的涉入进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谎言也相应地被允许扩散到一切政府部门之中。”政治中的谎言被看作是一个维护政治交易的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的必要手段,“道德谴责看起来也不会让它消失”。

谎言一旦出现在政治中,那么公权力对信息的裁定就变得可疑起来,那与其说是一种辟谣工作,不如说是权力的展示。在多个公共事件之中,一些地方的政府相关部门都展示了强硬的、不容挑战的一面,以一种具有高度刚性的姿态对待于自己不利的消息。在信息公开体系及政府工作方式依然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辟谣工作就变得尤其艰难。由于本身就在“体制中”,官员在所谓权威信息发布活动中所发布信息的可信度也存在疑问。

因此,悖论在这里出现。政府与公众形成了信息发布的两端。政府在裁定真相与谣言时展现出权力的绝对性话语,以说“一不二”的姿态自我强化。民众则在质疑政府“有没有撒谎”的同时,于蛛丝马迹之中搜索着某些信息与推论,作为反击,这又被政府定义为“谣言”,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信息公开的困境

谣言出现的一个解释是:当信息披露不及时,谣言就会自动填补这个空白,让广大民众获得即刻的确定性。因此,信息公开的快慢是遏制谣言的重要因素。所谓政府信息公开,就是将政务工作(尤其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务)的相关消息及时公布于民众,以避免“黑箱操作”。

2019年修订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在我国,信息公开得到了法律保护,并规定为“常态”,只有如外交、军事等某些领域属于“例外”。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政府的一种必然路径选择。而知情权也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

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也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这一条规定为政府赢回较大的主动权,意味着政府有权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应该发布。一方面,信息公开被承诺,但一方面,社会稳定被置于优先地位。即使是信息公开,也必须服从社会稳定这一大局。而且,很多政府信息的公开只有表面性的行动,并没有真正做到公开。

因此,政府的信息公开实践,似乎陷入一种尴尬境地:政府高调积极推进,公众期待满满,媒体亦频繁聚焦,但各方始终没有找到契合点,制度实施效果也难尽人意

早在本次新冠疫情之前,就有多个事件在信息公开中存在禁区,比如2015年的天津爆炸事件等。至今为止,关于天津爆炸事件的谣言依然存在多个版本。而本应该公布真相的第三方可靠媒体也一直对此失语。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次疫情同样在地方政府初期的信息封锁和媒体失语中进行,少数几个吹哨人力图突破封锁而遭遇训诫。

按理说,疫情与公民健康息息相关,不属于“例外”的范畴。地方上这种违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做法,是导致多名无辜的市民感染病毒的不可回避的原因。当信息公开与社会稳定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时,就会被粗暴干涉。

事实上,纵观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都存在利用公权力自肥的冲动。这并不奇怪,没有约束的所谓“德治”是缺乏保障的。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信息公开执行不力或者有意不去执行并不令人意外。

公共领域

根据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国家(政府)与社会(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展江指出,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

在公共领域理论看来,第三方机构组织往往是社会的缓冲地带,能有效地平衡政府与民间,成为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根据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新闻业被成为“社会公器”,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政府权力过大并蚕食公共空间,那将会与民间形成对立,并同时拆毁了沟通的桥梁。第三方机构不足以在民间承担起辟谣的任务,反而容易让谣言不断从民间升起,为“政府救治不力”论提供弹药。这就是新冠疫情的舆情困境。

新冠疫情的舆情困境表现为民众的不信任、政府的自说自话与公共领域的集体式微。当前两者关系陷入信任危机之时,作为第三方机构无力提供缓冲地带,造成公共空间的失控与恶化。在第三方机构缺乏足够的发育之时,来自民间的民粹主义情绪、反智主义将淹没公共领域,造成舆情危机。结果是,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一线疲于奔命,哪怕治理效果再好、故事再感人,都难以重新赢得民间的信任。

希望通过本次新冠疫情,包括媒体在内的第三方力量作为“社会缓冲带”的价值与意义可以重新收获承认。社会需要有相关机构打造公信力,成为引导政府与民间的建设性力量。至于谣言,它将是人类社会恒在之物,属于沟通中的信息冗余,但谣言之所以在当下成为大问题,值得各方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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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立明/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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