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说真话得先让人能说话

2020年2月23日11:04:44徐贲:说真话得先让人能说话已关闭评论

说真话固然很重要,但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现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本质上是一种耍手段、使阴谋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说真话。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充其量是一种“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可以用字词来说谎,也可以用沉默来说谎,逼人沉默,不让人发声说话,就是逼人说谎,逼人成为谎言甚至犯罪的共犯。1963年,25万美国人举行了民权运动大游行“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同一天发表演说的还有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他曾经是柏林的一位拉比,亲眼见证了纳粹德国好人不做声而让坏人肆意作恶的悲剧,他那天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偏见和仇恨并不是最紧迫的,最可耻最不幸的是沉默。”在偏见和仇恨面前保持沉默的人并不一定赞同偏见和仇恨,但他们的沉默却使他们成了偏见和仇恨的共犯。

徐贲:说真话得先让人能说话

谎言有“黑”“灰”“白”三种。黑色的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听话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说话人的消息来源和内容。《1984》中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

与黑色谎言相对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谎言,后面两种谎言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成分,如提供不实信息的确实信息来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误导性的信息、有选择地摘取只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创造性地误读和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强塞到别人的嘴里、将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别人的文字之中、装正经、装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说谎的责任。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话”。白色和灰色谎言的目的与黑色谎言无异,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以骗术和欺诈来让人上当受骗。

白色和灰色谎言与黑色谎言的另一个区别是,说谎的人特别心虚,因为他们说谎,自己心知肚明,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谎言并骗不了人,别人对他们说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不敢作声罢了。说谎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美国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所说,“墙上的钟明明是10点,他们告诉你是9点。你看看墙上的钟,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说谎,“只是因为说谎是他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有人会把墙上的钟看成是9点。这样说谎必须把说谎当作一种职业,对他们来说,说谎不是一种劣行,而是一个工作,他们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些以说谎为饭碗的食客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今天,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要人民对这一举措的承诺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许以说假话为职业的人来把事情越弄越糟。报刊上的毎一句真话,每一次让人说话,都是帮助树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担保;而每一句假话,每一次不让人说话则都是对承诺的一件推翻性事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都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际事例的担保,而不只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或权力人物的信誓旦旦。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际交往,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够程度的有所不疑。这种有所不疑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担保的减少,随着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进而彻底动摇,甚至完全毁掉。

本文选自《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徐贲/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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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贲  来源: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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