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灾难记忆

2020年2月19日15:50:12雷颐:灾难记忆已关闭评论

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岁月静好,没想到SARS突然肆虐神州,使我们阳光明媚的生活猛然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人人自危。经过全社会的艰苦努力、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之后,SARS最终消退,阳光重新普照,生活完全恢复正常。

十七年前,我写了“从李鸿章隐瞒疫情说开去”、“痛定思痛”等几篇有关疫病与社会的文章,传播一时。这种应时应景文章,时过境迁,应该很快被人淡忘。不幸的是,十七年后,这几篇短文突然又在网上成“热门”,只因“新型肺炎”来势凶猛,病毒再次肆虐神州,依旧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在那几篇文章中我写道,平心而论,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但他在1896年5月与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誇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连李鸿章尚且如此识见如此行为,遑论他人。隐瞒危情,已成官场普遍风气,实际是一种被认可、甚至是被肯定的行为方式。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文化”。此次SARS能如此大规模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反映出我们体制安排中的缺欠和弱点。灾难过后,只有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完善,代价才没有“白白付出”,社会才会文明进步。

雷颐:灾难记忆

十七年前的SARS从初起、肆虐到终被控制的过程众所周知,不必详述。它证明了信息自由流动(包括获取与发表)的重要性,建立受监督的、可批评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证明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重要性,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法制与个人权利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曾经成为共识,落实为社会、政治某些领域的改革,迅速抚平了灾难造成的集体创伤。岁月,渐渐又归静好,曾经的共识在静好中被静静遗忘,一些改革措施事实上被“冷冻”。这次“新型肺炎”突如其来,几乎重新上演了十七年前的一幕。也就是说,十七年前的灾难,没有成为民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学习、前进的基础,对个人如此,对民族、社会更是如此。丧失对灾难的集体记忆,难免重蹈覆辙。“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的。1877年出生、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前去世的哈布瓦奇是第二代“涂尔干学派”(Durkheimians)最重要的的代表性人物,对工资、农村与城市的自杀比较、社会阶层、社会学方法论等都有开创性研究。在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方面,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即关于“集体记忆”的探讨。

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历史学”、“传记”等才是认知过去的渠道,哈布瓦奇对此不表赞同,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仪式、聚会等与史学、传记等同样是记忆、认识过去的重要渠道。而且,他尤其强调记忆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场所和公论坛,家庭团聚、宗教活动、同行同业聚会,更不用说国家、社会的大型活动,都是记忆的公众场所。脱离集体的、公共的记忆,个人记忆将迅速被时间腐蚀。只有在社会性中,“集体记忆”才能葆有活力。由于社会是分层的,可以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集体”,不同的集体对过去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集体记忆”。因此,社会强势集体的“集体记忆”往往要尽一切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集体记忆”。对SARS,许多人记忆犹新,患者与家属,更是刻骨铭心。但是,这些全是个人记忆,在形成集体记忆的层面,如媒体、影视、艺术品中,在各种管控中渐渐消失。对SARS的种种个人记忆,迅速被时间侵蚀。

记住过去、记住灾难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一个民族经历过的灾难、痛苦应该成为这个民族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把握未来。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

对一个人来说,十七年是不短的岁月,对一个民族而言,十七年只是短短一瞬间。在这短而又短的“一瞬间”,几乎相同的灾难就转瞬又来,其中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十七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已经年满十七周岁,马上要行“成人礼”了。如果失去记忆,其实只是巨婴。惟愿十七年中经历两次病毒灾难的民族,能形成灾难的集体记忆,吸取教训,日趋成熟。这样,多难才能兴邦。失去灾难记忆,多难并不能兴邦,只是一次又一次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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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颐  来源: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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