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对纳粹说不的孩子

2020年2月17日19:29:24敢对纳粹说不的孩子已关闭评论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同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宣布收听外国电台非法,纳粹地方政府开始收缴短波收音机,很多德国人也踊跃上缴。此后,德国境内能合法收听的只有三家官方电台:柏林、汉堡和慕尼黑。

一些德国人偷偷藏起了有短波频道的收音机,用来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绝大多数听了以后不会出去散播,因为报纸上经常有某某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判刑甚至被处死的事。但有一个人,不但听了以后散布这些被官方称为“谣言”的信息,而且印制了告示和传单张贴在街头的布告栏、电话亭和电线杆子上。他叫赫尔穆特·胡伯纳(Helmuth Hübener,1925-1942)。事发后,他在法庭上放弃为自己减刑的机会,当庭顶撞“人民法庭”的法官,被判处死刑,时年只有17岁,是反抗纳粹统治最年轻的义士。

敢对纳粹说不的孩子

思想转变

赫尔穆特1925年出生于汉堡。童年时期先是加入童子军,这是源于美国、后来在欧洲和俄国也建立分支的少年儿童校外组织,宗旨是健身、培德和励志。希特勒上台后,这个组织于1935年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希特勒青年团。赫尔穆特不但加入了这个青年团,而且还写过很热情的歌颂希特勒的作文。当时看上去他和绝大多数被纳粹洗脑的德国青少年没有什么不同。

赫尔穆特对纳粹改变看法肯定有一个过程,但两件事对他的冲击特别大。第一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德国反犹主义达到高潮,犹太人的店铺和商业场所遭到打砸,大量犹太人被殴打,反犹恐怖席卷全国。这个事件使得很多人对纳粹政权都改变了看法,只不过他们都选择了沉默,因为大规模暴力带来的既有反感和愤怒,更有震慑和恐怖。

另一件是赫尔穆特从小就加入的摩门教会渐渐对纳粹完全俯首贴耳。就像童子军一样,摩门教原产美国,后来传播到欧洲一些国家。这个教会在这些国家是绝对少数,所以对社会政治问题更是敬而远之。但纳粹对这个外来教会特别注意。不知是出于恐怖还是真诚,赫尔穆特所在教区的教长竟然变得比纳粹更纳粹。他在教会大门上张贴告示“犹太人不准入内”,强行灌输纳粹教育,召集信徒收听希特勒演讲,还把教堂大门锁上,不准信徒离开。希特勒似乎成了他的上帝。

水晶之夜使得赫尔穆特出于纯朴的人道原则再也难以容忍纳粹对手无寸铁的人群的暴力;摩门教会则是他从小生长的社区,敬神与崇拜领袖难以兼容。1939年他退出了希特勒青年团,当时他13岁。德国入侵波兰之后,战争的真相和德国的前途一直困扰着他。前者是因为他对于真相和真理有不可抑制的欲望,后者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收音机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

1940年夏秋,德国在西欧大胜,他在军队服役的哥哥从法国回来短期休假,带回一个战利品:短波收音机。赫尔穆特马上把这个收音机据为己有。他的家庭环境给他创造了条件:他和母亲、继父和外祖母住在一起。母亲在工厂上夜班,继父虽然亲纳粹,但却不管他,外祖母年龄大了,所以他夜里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放心地收听敌台。

赫尔穆特第一次收听BBC的德语广播时,就觉得和德国广播相比,英国人说的肯定是真相,因为英国人的新闻都有细节。听了英国人的新闻,就觉得德国夸夸其谈的新闻不可信。

BBC新闻给赫尔穆特打开了外面的世界,他抑制不住兴奋,要把这个渠道和自己的好友分享。他有两个最要好的玩伴。一个叫鲁迪(Rudolf Rudi Wobbe),另一个叫卡尔(Karl-Heinz Schnibbe),都比他大一两岁。在那个气氛下,他们能成玩伴,当然和对时局的共同想法有关,但鲁迪和卡尔的胆子和眼光不如赫尔穆特。他虽然年龄最小,但却成了“三人帮”中的老大。

据卡尔回忆,赫尔穆特收听BBC以后,常常向他炫耀一些来历不明的“小道消息”。有一天他终于对卡尔说有个好玩的事要告诉他,要他晚上来自己家。卡尔嘴上嘀咕说你那些好玩的事我可不想沾。但晚上还是来了,一进门,鲁迪就从里面出来了。卡尔有点吃惊,说你来这里干什么?鲁迪反问:你来干什么?赫尔穆特笑着对鲁迪说:现在我们有三个人了,鲁迪也点头称是。卡尔忙问什么第三个人,你们说谁?赫尔穆特说:就是你啊!现在你也入伙了。卡尔就这样半推半就,一起进去听BBC了。

这就是纳粹后来称为汉堡“叛国集团”最初的聚会。卡尔回忆说,一开始听BBC的时候,很多新闻他半信半疑,他会问“怎么可能呢?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个时候赫尔穆特就常常设法说服他。例如,听了BBC的德国最终一定战败的断言,卡尔难以接受。赫尔穆特就说:你算算看,一个德国师团一天要消耗多少汽油。他拿来纸笔热心做计算,然后把结果亮给他看,瞪着眼说:德国没有油田的,我们怎么打得过?

散布传单

赫尔穆特提出要把了解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办法是散发和张贴传单。他文字能力强,在教堂给执事打工,起草文告,有时还给前线的士兵写信,鼓励他们奋勇报国。因为这个缘故他可以随意使用打字机,有纸张,甚至还有印有纳粹党徽的公文用纸。他把打字机带回家里,半夜工作。打印出的传单给鲁迪和卡尔,让他们出去偷偷张贴在公共场所。卡尔非常害怕,但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但每一次如果有剩余的没能散发掉,他都马上烧掉,绝不带回家中。

赫尔穆特在这些告示和传单中除了散布被纳粹掩盖或者歪曲的战况,例如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仍然很强大,德国在东部战线并没有全面胜利等等,还对公众揭示战争的性质,把“元首”拉下神坛。他在传单和告示上指控希特勒是“谋杀犯”,是“罪人”。他巧妙地在“元首”的德文拼写中加进字母,把“领导人”变成“诱骗者”。纳粹宣传机构在每一年的开端都说今年将是决定性的、关键的一年,他在1942年初的一份传单中写道:“元首许诺你们说,1942年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年。现在他一定会实现这个诺言:为了完成他开启的罪恶,他会把千千万万德国人送进烈焰。千千万万德国人将会成为孤儿寡妇,换来的是一无所有。”

据后来的研究者说,赫尔穆特并不天真到认为自己的行动可以推翻纳粹,只是想促使更多的人去思考。他不能忍受人们被蒙蔽和被愚弄。他只是想让真相和真理被更多的人接受,就像他在这些宣传品上对德国人说的“如果你热爱真相!”

确实,如果只是考虑自己的行动能不能推翻纳粹,那就是现实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德国人都是反纳粹的,但他们不会变成行动者。赫尔穆特不是个现实主义者,而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个少年理想主义者。这个年龄特有的天真和冲动使得他不但一意孤行,而且拉上两个玩伴一起冒险,甚至有时候显得满不在乎。有一次在教堂聚会时,他看到卡尔过来,竟然大声喊道:昨天没事吧?把卡尔吓得半死。

落网

赫尔穆特“三人帮”的行动当然引起了纳粹地方当局的高度重视。根据对传单内容和散发方式的判断,加上使用打字机和纳粹的公文用纸,他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和后台的地下反抗活动,但绝没有想到行动者是三个少年。或许是这个原因使得赫尔穆特和同伴的活动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使得赫尔穆特暴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非常冒失的行动。有一次他对卡尔说要出法文版的传单,因为附近有法国战俘,他们应该知道战争的真相。教堂里有一个帮忙的小伙子,叫维尔纳,懂法文,可以请他翻译。本来就忧心忡忡的卡尔说这事千万干不得。赫尔穆特却说可以试探试探。

过了几天,赫尔穆特在街上看到维尔纳,就把他叫到一边,和他说要请他帮个忙。维尔纳以为是私事,但听了赫尔穆特的话后大惊失色,一口回绝,两人便分开了。巧的是,当地纳粹党部的一个官员正站在不远处的街角,偶然看见了这一幕,就叫住了维尔纳,问他和赫尔穆特说了什么。维尔纳支支吾吾说没啥。纳粹官员的鹰犬本能使他起了疑心,对这个年轻人说我命令你告诉我。维尔纳本来和赫尔穆特就不是深交,于是把对话内容全盘托出。这个官员说:你去告诉他,就说你改变主意了。维尔纳只好照办。赫尔穆特对他说我弄好了就给你。过了几天,他带了传单找到维尔纳。赫尔穆特刚一离开,传单就到了那个纳粹官员手里。过了十几分钟,赫尔穆特就“落网”了。之后,卡尔和鲁迪也先后“归案”。这时是1942年2月。

得知赫尔穆特出事的消息后,他所在的摩门教会的那位教长马上向纳粹表态,说和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并在教众大会上宣布将赫尔穆特革出教门。

放弃减刑机会

汉堡的盖世太保以为这三个少年不过是无知和被利用,他们背后一定有成年人的秘密组织,所以一定要从他们身上追查出来。谁知经过几个星期严密的审讯,最后相信这个惊天大案确实是这三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人所为。于是,他们被送到柏林的“人民法庭”,以叛国罪名受审。当时有一种说法,以他们的年龄、对“犯罪事实”的供认、和背后并没有政治势力,判处死刑是不太可能的。据说柏林的盖世太保也倾向于最严厉的判决是无期徒刑。

上庭前,卡尔和赫尔穆特在监狱里遇到,赫尔穆特含泪对卡尔说:“你一定要在一个更好的德国更好地生活下去。”卡尔说,他好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在庭审中,赫尔穆特不顾辩护人的示意,一再顶撞“法官”和“陪审员”,特意要显出自己和另外两个“同案犯”不一样。客观上可能这样有利于对他们的从轻判决。当法官问他“你真的认为德国必败吗?”赫尔穆特反问道“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他的辩护人大惊失色。赫尔穆特在法庭上的表现使得“人民法庭”的法官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官员认为这个少年思想的成熟远远超过他的年龄,所以拒绝了对未成年人不处死刑的意见。

判决结果是:卡尔被判七年,鲁迪十年,赫尔穆特死刑。宣布判决后,法官问赫尔穆特有什么话要说,他昂然答道:“今天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死刑。你们的判决也不远了。”

判决下达后,卡尔和鲁迪都被送到劳改营去服刑。赫尔穆特的家人和辩护人上诉请求减刑。上诉直接送到希特勒手里,被希特勒拒绝。几个小时后,狱方向赫尔穆特宣布上诉被驳回,当天就执行死刑,时间是1942年10月28日下午。

纳粹把赫尔穆特案作为杀一儆百的叛国案公之于世,可以想见的是很多人——尤其在案件发生地汉堡的人——纷纷表态,愤怒谴责,划清界限。赫尔穆特所在的摩门教会也有一些人受到传唤,当他们撇清了干系后,纳粹对他们说:不老实,下一个就轮到你们教会。

一度被遗忘的英雄

德国战败后,1946年,赫尔穆特所在的摩门教会换了教长,他宣布撤销对赫尔穆特革出教门的决定。除了这个局限于教会内部的决定,赫尔穆特“三人帮”的事迹在长时期里似乎被公众遗忘了。其中有诸多原因。赫尔穆特的母亲和外祖母死于战争后期的空袭,亲属中没有人为他发声。他所属的摩门教会成员多数都移民美国。卡尔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正被纳粹押解途中,被苏军当作战俘,在苏联战俘营里过了四年才回到德国,然后赶快移民去了美国,在摩门教的大本营犹他州定居。鲁迪1945年夏出狱后,为生计奔波了一阵,1950年代初也移民去了美国。

战后初期的德国,如何在一片废墟中活下去是每一个人的面临的现实,有关战争的回忆是一个恍如隔世的噩梦。很多人在赫尔穆特案的社会反映中表现并不光彩,战后也宁愿沉默。

1960年,一个名叫桑德的大学生要完成一份作业,题目是第三帝国时期汉堡的抵抗运动。感谢德国人兢兢业业的职业规范,赫尔穆特案的庭审记录保存完好,桑德一下就被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赫尔穆特的事迹吸引住了。他顺藤摸瓜,找到了一些当事人,包括已经移民美国的卡尔和鲁迪,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个被遗忘的英雄于是重回人间。

从六十年代到新世纪,赫尔穆特的事迹通过历史、文学、影视和学校教育变得广为人知。卡尔和鲁迪也撰文成书,叙述当年的冒险、苦难和牺牲。汉堡市建立了他的纪念馆,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美国犹他州也有一个高中以他命名。尽管是同时代人中的凤毛麟角,赫尔穆特和他的伙伴还是为纳粹时期沉沦的德国民族留下了一点良知未泯、勇气犹存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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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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