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影响国家走向的德育论战

2020年2月13日11:08:21一场影响国家走向的德育论战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1878年夏天,明治天皇从皇宫发出的诏敕《教育大旨》,让改革派人士大吃一惊。

《教育大旨》严厉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称它“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教育大旨》提出,应该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今后“道德之学”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

在改革派看来,《教育大旨》是对1868年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否定。1868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条誓文》宣称,“破旧有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千世界,大振皇基”。这两条誓文清晰地表明,新统一的日本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条件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显示了学习西方的异常渴望。从那时以来,日本的教育主题就是向西方学习。在明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先后以法国、美国为榜样,大规模地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自由主义道德观的教材成为主流。

一场影响国家走向的德育论战

其实,《教育大旨》并非出自明治天皇之手,而是宫中侍读元田永孚执笔起草的。元田是明治天皇的侍讲,颇得天皇信赖,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和私人顾问。他教授天皇帝王学,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权力顶端的绝对君主制,极力推进“天皇亲政运动”。这与改革派主张的立宪君主制完全背离,因此伊藤博文等人斥责元田的主张是历史的倒退,实行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天皇亲政运动”被挫败,但是元田因为深得天皇的信任,仍然留置宫中。信念顽固的他将重点转移到教育领域,希望通过在教育上弘扬仁义忠孝,提高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度,来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

1878年天皇视察了几所学校,元田永孚趁机起草了《教育大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宣扬以仁义忠孝为中心的儒教主义,提出公共教育应该以儒教主义的仁义忠孝为中心。他同时还起草了《小学条例二则》,规定今后学校里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以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

当时掌握政府实权的伊藤博文是坚定地支持文明开化,不愿意看到教育改革被扭转方向。于是,他委托内务大书记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批驳元田的观点。《教育议》指出,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立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对《教育议》进行反驳。他批评伊藤“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当时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纷纷加入这场德育论战。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先后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站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驳儒教主义教育论,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国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同样站在批判儒教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德育应追求自发性和自觉性,修身课不应该用语言向学生灌输,通过背诵忠孝礼义等道德条目的做法不可取。

不过,此时日本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大多数论战者支持元田。思想家、教育家西村茂树主张以儒学为基础,以西学为补充对国民进行教育,“儒教欲废之而不可得,尤其是论孟学庸四者……世界尚无此善良之教训”。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杉普重刚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吸收儒学和洋学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的伦理观为主要内容。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提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德育应该将儒教、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内容融合。教育学家能势荣则认为,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没有必要从洋学、儒教中选择一种作为教育指针,应该以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观为基础进行教学。

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保守派最终在这场论战中获胜。因为伊藤博文等人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而福泽谕吉等在野人士的话语权也很有限,因此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

随着保守派在论战中占据上风,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1880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修正教育令》,否定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即忠君爱国教育。

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首先是忠君爱国。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1890年,日本宪法颁布后的第二年,在内阁地方官会议上,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由于“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这种舆论支持了思想保守的内阁首相山乡有朋,在他的主持下,元田永孚和井上毅起草了影响深远的《教育敕语》。全文仅有300余字,却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

《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随后,《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天天通过课堂灌输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们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开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在两者之间,那场德育论战显然是转折点。

假如在那场德育论战中改革派获胜,那么日本后来的道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由于保守派获胜,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无数盲目愚忠的臣民有极大关系。这些愚忠者比政治家更狂热,是他们和战争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教育敕语》才被废除,现代公民教育才成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题。可是,日本和世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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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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