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捍卫市场经济

2020年2月12日10:38:59张维迎:捍卫市场经济已关闭评论

经济学是一门经常受到批评的学科,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整个社会学科中,经济学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这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从200多年前经济学诞生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学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科。最近有一本书,叫《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分析了从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反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很值得一读。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反思经济学家为什么招骂的文章就太表面化了。

捍卫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经济学这么不受欢迎,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养活这么多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答案。我自己的答案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捍卫?首先,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不太喜欢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它可以使一些穷光蛋变成富翁,也可以使富翁变成穷光蛋。所以有特权的人,或者喜欢特权的人,或者想通过特权获得利益的人,就不愿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因为市场经济与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冲突。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大一股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第二,由于人们的无知。我用无知这个词,没有感情倾向,而是要强调科学、理性思考方法的重要性。理性思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柱。从启蒙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教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理性地思考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不这样去思考问题。他们喜欢从直观的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市场经济的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它本身的毛病。

第三,人们的无知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由于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会出现的问题,于是就给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批评市场经济,不是说他们骨子里一定认为市场经济不好,而是他们知道,如果批判市场经济,就可以得到公众的喝彩和拥护。这样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学者”,也可能是政治人物。出于政治需要,从古到今,总有一些政治家声称市场经济是坏的,因为他们知道,提出反市场经济的口号和政策,可能得到更多的喝彩,拉到更多的选票。政治家喜欢向人们许诺免费午餐,因为人们渴望免费午餐,而经济学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所以,无论古今中外,总是有很多人反对经济学的逻辑,把经济学家当作敌人。

张维迎:捍卫市场经济

当前中国社会的反市场迹象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如果演变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就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对社会上蔓延的对市场的不信任感到担心。

这种例子太多了,前一段时间的兰州拉面限价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对一碗面的价格提出限制?缺乏理性思考的人,以为这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其实,真正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部门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又说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卖家的剥削,这是不合逻辑的。政府限制价格,餐馆可能减少数量,降低质量,消费者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更糟糕的是,一旦拉面的价格由政府来规定,就可能变成政府部门寻租的一种办法,比如给面划等级,哪些餐馆一碗可以卖到4块,哪些可以卖到6块,等等。这样,餐馆老板就要找当官的走后门,腐败现象就来了。

再比如住房。因为房价高,老百姓有怨言。于是,政府出台政策,修建经济适用房,甚至还有限价房。很多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普通人的住房问题。但如果这些房子的市场价值很高,谁能得到这些房子,就等于是得到了大笔补贴。谁能拿到?除了极少部分是通过排队、熬年头筛选出来的普通人之外,大部分都分给了那些有特权、有关系的人,如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普通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帮助低收入者的最好办法是直接给他们货币补贴。

还有新劳动合同法,其中的一些条款也表现了对市场高度的不信任。新劳动法在合同雇佣、解雇条件中作出了太多的限制。这对中国的普通劳动者有好处吗?不会有好处。你在雇佣工人、解雇工人上条件限制越多,企业就越不可能发展,工人找到工作就越难。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从各国的经验研究可以知道,很多美其名曰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结果受到最大损害的正是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推动企业间的竞争,竞争越充分,劳动者就越能得到公平待遇。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受歧视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不是问题了?因为市场竞争。

明年(指2008年,编者注)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即将开始实施。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律。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部法律的前景并不乐观。无论是对它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还是对它即将产生的实际影响,都感到很大的担忧。反垄断法所指向和限制的企业行为,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一部分。而在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方面,这部法律几乎无所作为。所以我很担心,一部以反垄断为目标的法律,搞不好就可能变成反市场竞争的工具。

这些道理很多人明白,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讲。我想,如果现在社会上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不断蔓延,演变为更多的反市场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比破坏环境的后果更严重。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澄清和捍卫市场经济。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的奇迹

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坐标图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抑或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二百年的时间里。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过去30年。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想像一下,我们的祖辈,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和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古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100年前的人无法想像的。

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2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8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2年变成了67岁。现在,中国人均寿命预期达到了70岁。

有些年轻人不了解历史,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粮票是1994年废止的。在票证废除之前,去粮店买粮食要有粮票,买油有油票,买布有布票。30年前,中国一个处级干部的工资是60多元,那时候一斤鸡蛋是6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100多斤鸡蛋。现在,北京一个保姆的月工资大概是1200元左右,可以买300斤鸡蛋。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干一天活赚两毛钱,价值相当于半斤白面。现在在我的老家,一个没有任何技能、只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钱是5块钱,可以买一袋50斤的白面。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只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只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两三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人类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能提供的惟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市场经济特征之一:竞争为他人创造价值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巨大的财富?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里边提到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他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的,包括追求自己的财富,也可能追求自己的名声——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你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为别人创造的价值,比你主观上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时创造的价值更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

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已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个信号,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考验,要由买的人说了算。没有人愿意付出的价格,超出你为他服务的价值。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即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进一步看,企业如何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靠的是创新。市场竞争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而是看谁更有能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说用新的方式生产产品;谁更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采用新的组织形态,为消费者创造更髙的价值。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富。

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是什么推动了技术进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技术很快投入运营,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在古代,也有不少技术发明,但这些发明很少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它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产生的,很难商业化。聪明人靠灵感想像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市场经济特征之二: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

市场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两个人一块儿做事,比单独做的事加起来更多——也就是说,合作可以创造价值,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种合作不是简单地像人民公社一样,所有的人在一起,干同样的活,而是在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推动技术进步,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工与专业化是跟交易相联系的。人类有交换的意愿,才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别人,我们不敢买他的东西,他卖不出去,专业化对他就没有好处。结果,他只好自己给自己生产,那就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所以,我要给大家强调另外一个概念:市场经济中,不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能够合作,是因为有一只隐形的眼睛在监视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表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往往是由于人们只知道前一个因素,而没有看到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所以,认为市场上一定有欺诈,无商不奸。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注重自己的信用。尤其是企业,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很好的声誉。如果声誉不好,没有人信赖,就会被淘汰。

建立市场信任的关键: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市场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重点谈三个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

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把13亿人分成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虽然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这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1万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收入是1亿,1万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雇员?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责任,这就叫雇员。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承担的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生产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方式,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老板必须认真监督和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老板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的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是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但非常遗憾,过去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没有企业家的地位。熊彼特曾批评,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成长,像一部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指特定的某个人,是指行为的功能。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喜欢企业家,不重视利润,与不接受市场经济,是同一回事。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境

概括地说,企业家的工作就是两件事:第一,应对不确定性。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rank H. Knight)提出来的,他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在用的MP3,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

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是否一样?从大概念来看,是一样的,无论中国的企业家,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在应对不确定的问题,都在进行创新。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创新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个是技术、商业的创新,比如说推出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等;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如设计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这样划分后,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西方企业家应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进行技术和商业的创新。所以他们的精力主要用在预测未来消费者是什么口味,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新产品才能赢得市场上。而中国的企业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又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他们大量的精力在应对政府上,以找出一些绕过现行政策的办法,进行所谓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用一个矩阵图表示,西方企业家落在西北角,中国企业家则在东南角。

这样看来,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中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消费者并不关心你整天在忙什么,工作有多辛苦,不会因为中国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忙多了,就给他们多付钱。他们只会在乎,你生产的产品是否比别人更好,你创造的价值是否比别人更大,并据此作出选择。所以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这不是凭空而讲。大家可以调查一下,中国的企业家是不是要比外国企业家忙。外国的企业,无论多大的老板,都会有自己的休假时间,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国的企业家,很少有时间休假,甚至没有礼拜天。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一个中国企业家很难告诉你,下个月在干什么。

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足

如果我们从市场的几个门类来看,有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技术市场。中国的哪一个市场发展得最好?政府干预最少的,发展得最好。

总体而言,产品市场是发展最好的。比如中国的家电产业,政府早就不管了,所以发展得特别好。相比之下,中国的汽车工业,WTO之前管得很紧。吉利的李书福在20世纪90年代就想生产汽车,找政府要批件、要上产业目录,但政府就是不批。你生产汽车,政府不让你上目录,就是不合法的,没法卖。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到处都是外资的品牌,原因就在这里。仔细研究就知道,哪一个产品的市场政府限制越多,哪个产品的市场问题就越多。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也算发展得比较好的市场。中国经济能有这么好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和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但这一块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户口的限制、移民的限制。很多农民变成工人了,我们不叫做工人,叫农民工,按照身份属于农民,按照工作属于工人。这是制度扭曲产生的怪象。

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市场。在资本市场上,谁能得到贷款、谁得不到贷款,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甚至是由政府规定的。特别是在早期,一个企业要上市融资,需要很多部门的批准,拿到资格的人就获得垄断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这个资格,所以这个市场很不健康。银行贷款也一样,这么多老百姓的钱贷给谁?政府部门说贷给谁就贷给谁,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贷款,而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照样可以得到贷款,资本市场没有效率。

再看土地市场,没有真正的私人交易,只有政府的强制交易。要盖房子,将农用地变为住宅地,需要从农民手里拿,拿的时候,政府以很便宜的价格征地,然后倒手卖。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搞到土地,没关系的人就搞不到,或者花很高的价钱才能搞到。所以这个市场也很腐败,没有效率。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如果我们实行自由的土地产权制度,房价这么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释放出来建房子,房价上涨就会受到控制。

最后看技术市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通过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你有一个好的发明,可以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通过转卖、授权来实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大量的技术专利是个人申请的,而不是公司申请的,创新没有变成公司制度化、日常化的行为。这是影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跟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政府最应该做的: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为了完善市场,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很好地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只要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人们的自由,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达成合作,整个社会很快会富裕起来。

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但问题是,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企业不一样。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所以,很多政府的行为就容易超越自己的职责界限。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很多人缺乏理性思维,看到社会中出现某种问题,没有弄清真正的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所谓竞争,并不是说一个行业有很多企业,而是政府允许自由进入。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当前没有新的企业马上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

任何限制竞争的做法,只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

让穷人的资产变成资本

关于产权保护对穷人致富的意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给出了很经典的证明。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发达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它所有的财产定义都明确,任何人都可以把资产变为资本。

这听起来比较抽象,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一栋房子,我想做生意,需要一笔钱。如果我的房子产权明确,就可以抵押给银行。我的房子值100万,银行可以给我贷60万,这样我的企业就可以做起来了。10年以后,可能我就变成了很富有的人。但在落后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索托走访了几十个国家,作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发现,第三世界穷人积累的资产有很多,比如说房产的价值是9.5万亿美元,但这些都是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资产,可以使用,无法买卖。

看看中国的农民是不是这样。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手里都有值钱的东西——土地、住宅、宅基地,但他不能卖,即使进了城,也只能放在那儿。一边有值钱的财富放在那儿,一边在城市里又没地方住。这是很不合理的。如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把那些宅基地卖了,在城里至少可以买一个40平方米的房子,他就跟城里人一样了。但现在不能,因为政府不允许。土地只有使用、耕作的权利,没有交易的权利。

社会落后,不是我们没有资产,而是没有把资产变成资本的途径,所以很多人可能拿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用未来交换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书,但因为这个计划实现之后我可以赚大钱,所以现在有人给我大笔的钱。但如果产权没有很好地界定和保护,你有一个好的创业计划,政府不让你借钱,或者银行不相信你,不借钱给你,你就失去了致富的可能。

所以,无论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像我们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要使穷人富裕起来,第一要务,是要很好地界定产权,让穷人的资产可以变成资本。如果不是这样,靠政府和世界银行给救济,靠各种慈善活动,都抵消不了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给穷人带来的损失。

相信市场,允许民间扶贫

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市场经济中,总会有相对贫困的人需要救济,问题是:怎么去救济?

很多人认为,扶贫要靠政府。但在中国,我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好比说,现在政府建设新农村,在农村给一些穷人补贴,这本来是好事。但仔细看一下,钱拨下去之后到谁手里了?大部分没有到最穷的、最需要钱的人手里,而是到了某一个县某一个部门领导老家的某个亲戚手里。政府花了很多钱,但没有起到扶贫的作用。

这不是说政府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我们要相信,市场本身会提出很多解决贫困的办法的。在美国,一个像样的大学一年要4万美元的学费,而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学生可以学费全免。为什么?因为学校可以向富人收很高的学费,补贴穷学生。如果不允许向富裕家庭征收较高的学费,又有什么办法去补贴穷学生?大家可能说,可以让政府来解决。政府是应该支持教育,但请别忘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无非也是通过征税的办法。我们是通过大学自主调节好,还是政府补贴更好?我认为是通过大学更好,至少应该双管齐下。当然,具体如何实施,需要进一步研究。看看民办中学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愿意为家庭贫困的优秀高中生提供免费教育?因为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吸引更多的学生。这就是竞争的结果。

经常有人讲,政府要去做市场上做不了的事——但要打一个注脚,很多市场做不了的事,不是它真做不了,是政府不让做。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未来中国有更多的人富裕之后,慈善事业会越来越多,但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包括茅于轼教授、吴敬琏教授、林毅夫教授,我们十几个人,在3年前就做了一个富平基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帮助农民工的培训,第二是资助农村的小额贷款,但至今都没有注册下来。

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曾经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保障,但没有权力不让私人办医院。如果允许私人办医院,政府花在医疗上的钱,就可以大大转到低收入阶层身上。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会花高价到服务方便、不用排队的医院,这就把更多的公共医疗资源让给了困难人群。而且,政府还可以向私立医院征税,进一步补贴困难人群。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而现在,看看北京,看看全国,越是好的医院,越是把大部分的费用都花在一小部分有特殊地位、特殊关系的人身上。

一个严重的误解:市场导致不平等

对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现象,大部分人都很担忧。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也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王公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代步工具。所有的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再看中国改革的历史。我1977年考上的大学,当年全国总共招了28万大学生。那时候,高中生中只有不到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些人中,相当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有历史问题的,当兵去不了,招工去不了,没有任何希望,只好在家里看书,结果赶上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群体。因为稍微有特权的人都去当兵了,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了,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捡破烂,摆摊卖点瓜子,结果反倒富裕起来。

这说明,改革使我们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在中国,1990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人,到1995年仍然处在这个群体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也就是说,中国收入的垂直流动性比美国要高。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本身是在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而美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国,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奋斗或创业,进入中产阶层,这样的人就比美国多。

我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在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这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个例子,浙江一带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家里生产的西瓜、苹果,拿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关系搞好了,孩子才有当兵、招工之类的机会。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反而是更平等了。

拒绝“卖拐”——坚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均GDP每9年半翻一番,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美国学者伯恩斯坦(William J. Berngtein)在其最近出版的《财富的诞生》(The Birth of Plenty)一书中,从经济、军事、历史制度来看现代西方的兴起,他提出,现代社会经济起飞有4个条件:第一是财产权制度,第二是科学理性,第三是资本市场,第四是运输成本的降低。我认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很多方面都在进步,产权制度应该说越来越完善。比如农村的土地,最初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就1年,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因此政府改为承包5年。发现还是不行,没人修水利,于是延长到10年。还不行,没有人愿意种树,最后延长到30年。现在看来还不行,土地不能转让的话,大量的农民没法变成市民。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国内外上市,短期内不一定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长期来讲,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走。当然,社会中还有很多问题,要靠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在理性思考和探讨问题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比如有的舆论经常分析经济学家的立场,谁代表谁的利益,谁站在什么立场说话,这是没有意义的。情绪化地讨论问题,对推动社会进步没有帮助。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不是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方式。经济学家考虑的是,一项政策是不是能满足激励相容条件,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它预设的目的。在历史上,声称为穷人利益奋斗的,没有几个真正给穷人带来好处。包括搞计划经济的人,目的也都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需要有人去捍卫它。我再重复一遍,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当你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只会盯着它的坏处;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好处是什么;当你自已把它弄坏的时候,你还骂它,怎么这么糟糕。

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就吃出病来。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道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在今天的社会上,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我说这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坚定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中国的未来最值得担心的是什么?不是能源、环境问题——这些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竞争推动的技术进步一定能为我们找到答案。我们没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或30多年前的罗马俱乐部那么悲观。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非常好。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制造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的未来就面临着曲折和危险。

本文选自《市场的逻辑》第三版,张维迎/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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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来源:译者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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