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陷入战争灾难,为什么却没有人为其负责?

2020年2月9日15:38:02日本陷入战争灾难,为什么却没有人为其负责?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1945年8月27日,在东京举行的一场新闻记者会上,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谈及战败责任,发表了所谓“一亿总忏悔”的观点:

战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政府政策的错误,另外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反省。我相信一亿国民总忏悔是重建国家的第一步。回顾过去,不能总是追究责任,而是要全体国民冷静反省,只有总忏悔、洗净邪心,才能将过去作为未来之借鉴。

“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日本国民要为战争失败负责,承担战争责任。作为日本法西斯的“戈培尔”,德富苏峰在为东京审判提供的口供中也说,“所有的行动,在我看来,要负责任的是整个国民”,“上下全体日本国民为此时代精神所驱动而投身战争到战争的漩涡中,导致事情达到这样的局面”,“因为当时谁也不会认为这次战争不是国民的战争而是军部的战争,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

这话看似有道理。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再从偷袭珍珠港,日本的侵略战争都得到了国民的热烈支持。国民“举国一致”地支持军队,争相参军,或送子女上战场。但是国民们却认为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的责任者。他们说,如果没有报纸的宣传和政府的号召,如果没有被洗脑,我们怎么会主动去战场送死?!

日本陷入战争灾难,为什么却没有人为其负责?

确实,媒体作为社会意识的塑造者,要承担重要的责任。直到战败前,日本的媒体一直在煽动和蛊惑民众参与战争。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媒体用最煽情的方式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大量刊登日本军队进展的消息,竞相充满感情地报道“战地英雄”事迹,将战死的士兵描绘成为国捐躯的英雄,挑动民众的情绪。战后《朝日新闻》的负责人绪方竹虎反思说:“现在看来,如果当时的中央级报纸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并在适当的时期对这一动向进行预防的话,难道不能够阻止它吗?”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力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力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

可是,媒体也有自己的难言苦衷。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政府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内阁情报部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再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政府还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所有的结社、集会都从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强化了政府对出版物等的取缔权限。在高压下,报纸也转向和政府合作,报道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朝日新闻》制定的报道方针直白地说:“紧紧跟着政府一起走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看来,政府要承担最大的责任。假如日本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政治责任,强力压制军部,就不会有“九一八事变”,不会有“七七事变”,日本就不可能一步步走向灾难深渊。根据明治宪法,战争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每一届内阁都有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假如将那些穷兵黩武者换为主张和平的将军,就会阻止战争。政府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让那些专横跋扈的将军肆意妄为。特别是1941年,局势迅速恶化,战争危险日益逼近,政治家们都很清楚日本经济不振,国力有限,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可是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个事实,人人都推卸责任,坐视最坏的结果发生。

然而,政府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尽管一些政治家缺乏担当,例如近卫文磨就是一个典型。他希望所有问题都能够以缓和的方式暗中解决,不必弄脏自己的手。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政治家受到明治宪法的制约。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独立于政府之外,政府对军队没有任何权限。这部宪法还规定,内阁大臣都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意味着首相不能直接开除大臣,即使不满意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也只能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将他们一起拉下来。事实上,政府也不是没有反对过军部。

“九一八事变”前,滨口雄幸首相与英国、美国签订《伦敦海军条约》,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引起军部不满,结果被海军军官刺杀身亡。“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首相主张柔和解决日中关系,也因此遭到军部的激烈反对,被指责为“卖国贼”,光天化日之下被少壮派军人枪杀在自己家中。从此政治家噤若寒蝉,政府越来越难以驾驭局面,军部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

看来,军部是战争的最大罪魁祸首了。事实上,从1930年以来,军部真的是专横跋扈,势焰熏天。“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蓄意策划的,发生后得到军部支持。当时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军部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七七事变”后,临时内阁会议作出“不扩大方针”,可是军部却迅速增加兵力,将战火烧向中国的国土。至于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更是军部一直在策划和推动,“三国联盟”的形成是日本走向偷袭珍珠港、挑起与美国战争的关键一步。所以,军部无论如何难辞其咎。

且慢,军部也有自己的说法。按照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11条),“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12条),“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也宣称,“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在战前,“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是最好的战争动员借口;在战争中,军部的号令也都是以为天皇而战斗的名义发出的。尽管在东京审判中,战犯们没有将责任推向天皇,可是偶尔也透露天机。例如东条英机在临死前说,“本来日本军队应该按照陛下仁慈之志而行动,但遗憾的是出现部分过错”,尽管是曲意维护,却说明军队是按照天皇的意志而行动的。因此,战后要求天皇承担战争责任的呼声高涨。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民众要求废除天皇制度。

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1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第4条)。显然,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当然要承担最高责任。1945年9月在第一次拜见麦克阿瑟时,天皇就说:“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在东京审判中天皇却没有成为被告,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

不过,对于天皇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确实也有可以商量之处。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天皇没有实质性权力。在登基之前,时为皇太子的裕仁曾遍访欧洲各国,非常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成为天皇后,他虽然参加国事会议,但是从不发表看法。1928年军部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天皇问起来,才知道事情原委,为此他痛斥首相兼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导致田中内阁垮台。1936年少壮派军人发动“二二六事变”,天皇要求严厉镇压叛军,军部迟迟不肯行动,直到天皇大呼要亲率近卫师团平叛,军队才出面弹压。在1941年,天皇也对发动战争提出过多次怀疑。在最后一次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上,他还吟诵祖父明治天皇的诗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以此表达和平之意。

如此看来,这场给世界、也给日本带来死亡和痛苦的巨大灾难,竟然没找不到谁为它负责。这真是无比荒唐!

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剖析日本战争根源、反思法西斯思想时,提出了著名的 “无责任体系”论。所谓“无责任”,就是作为有自由、独立判断的个体,却缺乏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起责任的意识。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民中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责任意识,越是领导者越是如此。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丝毫没有作为独立的个体承担起自身行为责任的自觉。

丸山对比日本战犯与纳粹战犯后指出,“纳粹指导层对于这次战争,不管起因如何,对开战的决断都抱有明确的意识。与此相较,我国虽然发动了如此大的战争,却找不到发动战争的明确意识,似乎是不知被什么所压迫,不知不觉滑向了战争的深渊。”

迄今为止,这是对日本走向战争的最有力的解释。这种“无责任体系”在其他国家是否也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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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国川  来源:川上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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