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无知与无耻

2020年2月5日14:39:14张维迎:无知与无耻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人祸”,也就是人为制造的灾难?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祸”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无知,第二个是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根本利益之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灾难,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一百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清王朝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运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同样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张维迎:无知与无耻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但那个时候,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要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作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计划机关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自以为明白。

这个例子也提醒我们,怎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研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伐树木,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当时科学家的研究,好多疾病是由苍蝇、蚊子传播的,他们认为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待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一千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现在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分歧在于,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应该“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能由政府计算出来。

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五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今天看来,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

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是怎样形成的?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市场交易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样变化,温度计本身都不会反映,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使得计划内的配额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以为我们非常聪明,实际上我们是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这样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很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在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政府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方面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主导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

我们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

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了我们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是否获得正确的知识、对未来的判断是否准确,决定了企业经营的成败和利润的多少,这就促使企业家主动去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会成为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在市场中,好坏是由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市场竞争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

怎么保证我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取得法定垄断地位,就可能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更多的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灾难。

所以,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

作者:张维迎  本文选自《理念的力量》,张维迎/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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