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SARS后吴敬琏的建言,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2020年2月3日12:29:3517年前SARS后吴敬琏的建言,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和做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因此,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在疫病过后,也就面临着一个二者择一的选择:或者是吃一堑、长一智,真正汲取教训,不失时机地推进体制改革,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失误;或者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疫病的压力一旦减弱,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就把人们重新推回到旧体制、老路子上去。如果是后者,结果就会象许多普通百姓所担心的那样:“白得了一次非典”,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如何推进改革?我看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当沿着“亲民”路线,从公开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着手,改变施政方式和治理方式。

17年前SARS后吴敬琏的建言,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建设“服务型”政府

把“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校正过来。

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特点,是“全能大政府”包揽了从经济到政治一切事务的决策权。从经济方面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垄断了所有类别的经济信息和经济资源,企业只是政府手里的“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个人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切听从政府安排。

这样的经济体制最终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带来了转机。它促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过程虽然纷繁复杂,但就其本质来说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政府放弃垄断,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由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各自的利益判断,分散地进行决策。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就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伟力获得解放的结果。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在一些重大的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毕竟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政治体制方面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逊色得多。

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全能大政府”体制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130年前马克思在讨论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社会的公仆成为社会的主人”。在“全能大政府”的体制下,虽然一些党政机关和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可以以“国家目标”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自己治下的“百姓”做主。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例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赞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惯不怪的事情。

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要求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人民群众对公务人员监督权和罢免权的行使,要通过可操作的法定程序切实得到保证。

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

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

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于决策权的垄断,通常靠他们对于公共信息的垄断来支撑。政府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是公众得以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状况,监督公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因此现代国家通常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才能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但是,全能政府的体制却往往把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反映处理过程的信息看做是党政机关的“内部秘密”。这种体制的长期运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危机事件的套路:无视人民的知情权,实行所谓“外松内紧”,严格“保密”,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于是,获取信息成为一种特权,不法官员可以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用以作为寻租的工具。他们不但可以利用这种不透明的制度牟取私利愚弄公众,也可以利用它来蒙骗上级行政机关。

在信息公开方面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个别负责官员固然有一定的责任,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一套陈规陋习,其中包括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制。在现代社会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乃是社会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和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有力手段。但在传统体制下,它们被称为“宣传工具”或“舆论工具”,也就是传达领导声音、落实领导意图、形成领导所希望的舆论的工具。这样,它们的重要社会功能都被这种宣传工具的功能所取代,甚至社会新闻哪些可报道,哪些不能报道,都要由有关领导定夺。

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爆炸”的今天,遏制传媒发挥应有的作用,只会使社会生活处于信息阻断的状态之中,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将十分严重。

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应该填补“社群缺位”。发育良好的市民社会和社群组织不但可以从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而且能够起到与政府工作良性互动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而要发展市民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体系,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state without society)”。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准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因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也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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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敬琏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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