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2020年2月3日11:35:06吴敬琏: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记录片《大国崛起》曾经广受瞩目。虽然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标题并不十分恰切,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崛起”为称雄一时的“大国”——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这部片子能够用生动的视觉形象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民族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它仍然值得大力肯定。

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像《大国崛起》开篇的话所说的那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也就是说,发挥我们的“后发性优势”,向先行国家学习,从而少交学费,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行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电视片提到的九个曾经称霸一方或称霸世界的“大国”外,别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汲取的。比如说瑞典,这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在近代也没有什么赫赫武功可言,但是它在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上为世人所广泛称道,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下了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途程中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对这些共同因素的偏离,不论这种偏离朝向哪个方向,总会招致逆转和挫折。通观500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些共同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下这些:(1)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2)建立了法治;(3)实行宪政民主;(4)保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5)“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

吴敬琏:从《大国崛起》看各国富强之道

以下分别对这五个要素做一些分析: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市场和商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台湾)的经历可以看到,这种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法治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先秦法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来,中国大多数皇朝都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但是,法家和我国历代帝王所说的“法制”,和现代社会的“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

宪政民主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过渡。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

第三,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有利于真正实现。

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

许多学者指出,《大国崛起》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于所论各国兴起的思想和人文基础着墨不多,甚至连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也没有进入“大国”的行列。实际上,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

人们往往强调技术进步对于西方国家兴起的推动,而忽视文化、思想变革和认知进步所起的作用。对此,我们不妨追问,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中世纪宗教迫害和思想禁锢,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提倡用理性去批判地考察世界,人们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欲望能否得以发扬,作为18世纪以降经济革命源泉的制度和技术创新是否有可能发生?

近年来大量经济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先行工业化国家从早期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于与基础科学进展密切联系的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科学和教育之所以能够在17~18世纪以后获得长足的进步,首先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历史经验证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乃是繁荣科学与文化的必由之路。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壮大

市场经济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庄园制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哑铃形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形社会”则趋于稳定。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一些国家走向富强的途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市场经济、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会结构的中等阶层变化。当然,这并未穷尽各国繁荣兴盛的奥秘。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教育的普及、国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国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上面讲到的五个共同因素,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长短优劣。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探讨。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原载于《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原文查看

作者:吴敬琏  来源:爱思想

企鹅欧洲史1-3(套装共3册)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美国人的故事 全三册
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