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

2020年1月7日20:26:23王缉思: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主编了一本画册,选取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摄影作品,对19世纪中期迄今约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进行回顾,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友好合作聊尽绵薄之力。画册编辑委员会以近年来中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努力探索切磋中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以及影响双边关系的诸多因素。

决定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道路上,中日有两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第一次分道扬镳发生在两国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扩张而被迫“开国”后。中日两国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商品、资本入侵的冲击和安全威胁。清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予以回应,即保留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仅引进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技术和经验。虽有所谓“同治中兴”,清朝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步履蹒跚,危机四伏,无法建立先进的工业化体系和经济模式。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思想,大踏步融入了国际体系。在政治上,日本向欧美思想意识靠拢,在国内建构了一个合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部分采取西式政体,又保留了日本特色,天皇高高在上,独揽权威,却不管理具体政务,政党政治不成熟。在经济上,日本走上了国家主导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同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迥异的结果,并在甲午战争中导致了中国的屈辱和惨败。

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固然是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情的差异使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地理条件不同。日本是岛国,同中国相比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不足,缺少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因此在近代西方入侵面前,日本的妥协与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而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向海外扩张。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迫从朝鲜半岛、台湾等地撤回,借助新的国际秩序下的有利条件,洗心革面,通过技术立国、贸易立国,实现了经济飞跃。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完全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投资和在必要时吸收移民,来解决原料、能源与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王缉思: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和认知同样经历了很多波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没有致力于报仇雪恨,反倒有许多社会精英开始“仰视”日本。光绪皇帝于戊戌之年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法日本,变法图新。从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成了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榜样。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留学日本,在政、法、理、工、农、医、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学习,其中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鲁迅、蒋介石、戴季陶等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满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是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中国人的感情大都倾向于日本。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纵观历史,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一直处在不断波动的过程中,俯视、仰视、平等、鄙视相继出现,循环往复。这种波动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发展道路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深受双边官方关系和两国总体内外政策的影响。当代日本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而平稳,可预测性较强;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其前景预判容易引起争议。就此而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于日本。

中国国内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这种观点说,等到中国的实力足够厉害,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不过,中日关系180年的历史事实,难以支持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论。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弱肉强食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也最终给日本招致了民族灾难。所以,在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外交政策不能诉诸狭隘民族主义,而必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合作,假以时日,到21世纪中叶中日战争结束100年之时再回首,两国间和平与友好的记忆一定能超过惨痛和仇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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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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