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2020年1月6日19:24:29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已关闭评论

观点精编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另一方面,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产生对廉价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起初是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本地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离土不离乡,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跨区域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转移开始出现,离土又离乡,“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正是当时农民工背井离乡、南下进厂的真实写照。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动态监测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数量庞大的群体,从就业状况看,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民工从事的主要工作,分别占比27.9%和18.6%,而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既在城乡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又给城市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因此,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的二十年中,中国针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支持流动,再到加强控制盲流,最后转变为引导有序流动的过程。为了缓解大量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公共管理和治安问题的压力,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有相应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否则将采取收容、遣送的措施。

在过去二十多年,农民工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不仅因为他们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的极大困扰,比如说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处境被揭露是很糟糕的。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家劳动政策缺失以及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在1993年11月,深圳港资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导致87人死亡,51人受伤,这场震惊全国的惨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

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2018年的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在全部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这表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而且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倾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更强,他们对当前的工作与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因此格外关注自身的劳动权利,不再忍受低工资、长工时的工作环境,更愿意主动行动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与薪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主义还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化诉求日益增强,因为他们发现在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下走完程序旷日费时,而针对大部分农民工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低工资,他们明白需要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利益。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即人口红利消失,早在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提高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为了应对企业面临招工难、用工贵的情况,“机器换人”成为缓解农民工工荒,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比如广东省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珠三角地区出现一批实施自动化升级的示范企业,2018年规划新增工业机器人2万台。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中国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比如在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注册的骑手人数近600万,他们主要是80、90后男性,来自农村,中专、职校和高中学历,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工作,只愿意做日结工作,“干一天,玩三天”。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本文将简述流水线普工、外卖骑手以及“三和大神”的工作内容,呈现并分析当代青年农民工工作的困境。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研究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较强的“短工化”趋势,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极不稳定,更换工作频繁,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从事低技能工作,工资增长有限,技能也得不到提高,难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向上流动,导致超过60%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不满意而主动辞职。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全球现象,且愈演愈烈,而对我国的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偏向资本的经济政策,而且受到新兴的蓬勃发展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监控的冲击,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提升与保护,青年农民工的工作将会更加不稳定,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陷入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问题更是一项社会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青年农民工的生计,更涉及到社会的稳定。

不管是农民工厌倦了制造业的重复劳动而主动离开,还是“机器换人”导致农民工被迫退出制造业工作,这背后反映的是政策功能的失衡,劳动法律难以发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职能,产业政策的制定偏向于给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而较少投资农民工的技能升级,以至于当制造业农民工流向平台经济和日结工作时,也就沦落到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态。

因为当制造业使用越来越多的学生工、劳务派遣工时,企业将不用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不用购买社会保险,法律的规制作用被进一步弱化;当外卖骑手将平台作为唯一的生计来源时,这意味着平台对骑手的完全控制,导致骑手需要不断地“赶工”,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三和大神”这样的日结工更是像奴隶一样出卖自己的体力,不但没有正规的工作关系,连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也丧失了。因此随着中国不稳定就业规模的扩大,非标准的劳动关系将成为就业的常态,短期性、临时性的工作将新生代农民工变得更加原子化,看似是一种自由选择,但是不规则的工作时间导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得他们的工作负担加重。

青年农民工的不稳定工作状态潜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风险,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政府应该投入资源协助他们进行技能投资,以技能升级推动社会升级;在新经济形态下,法律法规也应该得到完善,从而更好地适用于灵活的用工关系,保障农民工在新工作中的权益;在日益迭代的技术治理下,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应该受到重视,帮助他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创造便利的条件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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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辉/德国耶拿大学博士候选人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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